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文采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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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张红星教授注解，国画家孙持雄绘制《文采风流司马相如》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戊子岁怀司马相如七律吟诗作赋夜难休，笔落惊雷动九州。天授文思传道统，琴挑韵事启风流。檄书耿耿安边策，谏猎铮铮警世谋。一自茂陵人去后，凤凰千载绕云楼。<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8d1efdbec7e21fba66f2287cccb74e1u1.png?imageView2/2/w/1260" />黄德劲先生诗评：可以说，如果以一人一文而代指一个朝代，大汉一定是司马相如与其赋，而唐为李白与其诗，宋则东坡与其词也。规模，气象，风格境界，皆差相类似。彬宇先生怀司马相如七律，深富大汉气象而描摹品评相如极贴切也。“西汉文章两司马”，论深刻丰赡，必太史公；而言富丽宏伟，则必是相如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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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言之，彬宇先生以文人精神为主脉，融合历史典故与儒家道统，全诗结构严谨，用典精微，既有杜甫沉郁顿挫之思，兼得李商隐蕴藉悠远之境，可谓“一字一太极，一字一天地”的典范，充分展现了中国文人的三重境界：才情与使命：首联以“惊雷动九州”凸显文人的社会影响力，呼应《诗说中国》中“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的创作理念；风骨与担当：颈联“檄书”“谏猎”二句，暗合廖彬宇先生所言“圣贤豪杰之精神鼓舞华夏儿女”的济世情怀；传承与超越：尾联“凤凰绕云楼”的意象，既有“凤求凰”的诗意，又恰如《平心平天下》中“汉字哲学”对文明延续的隐喻，彰显文化命脉的生生不息。司马相如（？—前118年），原名犬子，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另一说法为巴郡安汉（今四川蓬安县）人。中国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外交官。司马相如善作辞赋散文，被后世尊称为“辞宗”“赋圣”，标志着汉赋的成熟，被誉为“汉赋四大家”之一。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赋动九州”“琴韵风流”“凤绕云楼”简析之。赋动九州檄书：指檄文，如骆宾王《讨武曌檄》一类雄文，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文心雕龙·檄移》：“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推翻暴秦一统天下的大汉，在雄才大略文物全能的汉武帝的强推之下，步上了巅峰。汉武刘彻是十分“全面”的帝王，不仅好武而且好文，不仅敬业而且爱玩。他下诏向藩国地方招募宫廷语言侍从，一批擅文之士如司马相如、枚皋、董仲舒、司马迁等皆汇聚于朝廷，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宫廷文人，司马相如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赋圣，司马相如一生充满了传奇。比如他在临邛“琴挑卓文君”而成就一段传奇的爱情，于是有了“文君相如，俏冤家”的故事和“琴心相挑”“坐上琴心”的成语；他与文君结合后一时穷愁潦倒，将自己穿的鹔鹴裘换酒喝，于是有了“家徒四壁”与“貂裘换酒”的成语；他献赋给汉武帝，在赋中虚构了“子虚”“乌有”等人物，于是又有了“子虚乌有”“化为乌有”等典故；传说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幽居长门宫，找人花千金购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以打动汉武帝的心，于是又有了“量金买赋”或“千金买赋”的成语。有人曾经总结了和司马相如有关的成语和俗语，比如“当垆卖酒”“寡廉鲜耻”“家徒四壁”“杨意不逢”“琴挑文君”“红拂绿绮”“相如窃玉”以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犬子”等等，可见司马相如的魅力和历史贡献。作为文人的司马相如创造了历史上罕有的辉煌，因曾三度献赋而三“惊”汉主，可谓古今文人之“异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司马相如之语，正可以自况也！司马相如晚年以“孝文园令”为汉文帝守墓，不免有些落寞与寒凉。但临终时又留下了一篇令汉武帝再次震惊的《封禅文》，开启了若干年后帝王泰山封禅的新时代。唐初文人王勃《滕王阁序》写道“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其中以相如上《大人赋》使汉武帝沉浸于神游仙境的“凌云”之意，转化为以“凌云”代其赋笔，这一词语也成为人们赞美好文章的共识。所以在后世的接受过程中，司马相如还是回归为一个文士，从而形成了由“辞宗”到“赋圣”的历史构建。“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很有趣，“犬子”是司马相如的“专称”，虽然后世已经有了多种意义。“相如”则是因为羡慕“蔺相如”。蔺相如本来地位卑微，却为赵国做出了三件惊人的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由“犬子”更名“相如”，字“长卿”，既可见司马相如早年的成长过程，又为他不同凡响的人生铺垫了不平凡的童年色调。司马相如在大约快到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生养他的蜀郡，骑着一匹普通的马儿离开了成都，向京城长安迤逦而去，开启了他闯荡江湖、进入仕途的历程。《史记》本传记载他“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个官，成为他离开蜀中抵达汉廷的第一份职业，成为汉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还有一次，也是微服夜游，到了一个叫柏谷的地方，他又困又饿，于是到一家旅店求宿，并向旅店主人讨点米酒喝。主人厉声回答“没有酒，有尿”，而且怀疑他是盗贼，于是喊来很多年轻人要揍他。试想，年轻人荒唐些还情有可原，身居帝位的武帝倘一味荒唐或冒险，既可能建奇功，也可能败其政。所以在游猎赋中，就暗含了对武帝好游过度的劝诫。《史记》本传记载:“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相如在梁国约八年，正值梁王春风得意之时。可惜后来因为皇权之争，梁孝王在郁闷中病逝，相如在朝廷的职位也丢了，于是只好返回了故乡成都的家中，而“家贫，无以自业”了。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相如的《子虚赋》，最终被“贵人”杨得意，这位新皇帝的“养狗人”（狗监）推荐给了汉武帝。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子虚赋》被汉武帝青睐的司马相如好吃不撂筷，乘胜追击又献上了《上林赋》，而被汉武帝任命为“郎”。相如赋受到重视，与汉武帝本人喜欢辞赋有关。汉赋又以汉代的散体大赋为正宗，它的形成与风格都与大汉帝国的文化风貌相吻合，标志了大一统帝国完成期的一种宏大气象。就赋体而言，赋，就是铺，堪称一种最能描写万事万物，体现物质繁盛的文体。从文学创作来看，以辞赋与诗歌作比较可见：诗重缘情，赋重体物；诗重才情，赋重才学；诗重奇趣，赋重气象；诗重意境美，赋重结构美。据说司马相如持节西南的时候，云南有位学者叫盛览，向他请教作赋的方法，他回答是：二经一纬，一官一商，是“赋迹”；总揽人物，包括宇宙，是“赋心”。这很能概括汉大赋的创作特征。可以说，赋就是代表大汉帝国物质繁盛与精神雄强的宏大艺术形式。相如是赋体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开创者，是将赋由“蕞尔小邦”推致“蔚然大国”的重要人物。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相如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指的是文学新体写作的开创性；同时他的赋创作又被后世模仿，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创作模式，作品被视为拟效的经典，而被奉为赋圣。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创作，是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段辉煌的记忆，是文体史上赋体创作的巅峰之作。清人焦循在《易余篇录》中认为“一代有一代之胜”，举例说“汉之赋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而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赋，它又是中国文苑的一朵“奇葩”，以独特的汉语语言表现，堪称“中国特色”的文类，是西方社会没有可与之相应的文体形式。汉赋文体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自然总揽人物，所以汉赋体式包罗万象，气象恢宏，意蕴深厚；二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由于赋家有很强的“物类”意识，比如陆机《文赋》说的“赋体物而浏亮”，因此汉赋能昭物取象，以夸饰描绘见长。我们阅读汉赋作品，其中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等一系列的典礼，彰显的都是“天子礼仪”，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形象”。汉赋展示国家形象，写大题材，所以“以大为美”，虽然后来因容易假大空而备受批评。然而，真正汉大赋的精彩，既在宏大的书写，也在细微的刻画，这在相如赋描写天子畋猎的过程中，有着十分突出的昭示。司马相如因为赋惊汉主，在他去世约两百年后的东汉，被人称为“辞宗”，在千年后的宋代又被尊为“赋圣”，这与他的辞赋创作与赋史地位相关。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附归于“屈原赋”之后。今观相如赋，保存下来的仅六篇(《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哀二世赋》)，另外有《梨赋》仅存一句“唰嗽其浆”，还有《鱼菹赋》《梓桐山赋》存目而已。为什么保留下来不多的作品，却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相如赋被经典化的过程中，最耀眼的称号就是从“辞宗”到“赋圣”。所谓“辞宗”，主要是限于修辞而论，其“丽雅”“夸艳”，以及“文为世矩”,无不是这一脉的衍展。与之相似的论述如葛洪《西京杂记》载述“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致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比较扬、马，指的是赋文的典丽。同于此理，胡直在《果州正学书院记》中认为“司马相如工丽藻，以蛊人心，为古今作俑”，这又从反面印证了“辞宗”的意义，取的也是“丽藻”的辞章。与“辞宗”提法不同的是“赋圣”一词，喻示了相如赋的至尊地位，包含了集成与开创的双重意义。祝尧《古赋辨体》评述相如《子虚赋》时兼及汉大赋的写作云：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所言“夸”“媚”“赡”“藻”“壮”，皆是缘修辞技巧而呈示的艺术风格，也是汉赋家共通的语言形态，但若综会其理，这又显然如元稹之称杜诗，既集大成，又具开创性，所谓司马相如之“赋圣”所实至名归也。总之，彬宇先生首联以“夜难休”凸显司马相如创作的勤勉与痴狂，呼应其辞赋“铺张扬厉”的核心特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极尽铺陈之能事描绘山川、宫苑的壮丽，如《上林赋》中“崇山矗矗，巃嵷崔巍”等句，通过“夜难休”暗示其创作过程中对细节的穷形尽相。而“笔落惊雷”以雷霆之势比喻其文采的震撼力，既暗合李白“笔落惊风雨”的浪漫主义传统，又体现汉代文学追求宏大叙事的审美倾向，以14字浓缩了司马相如的文学史意义：继承屈原《离骚》的瑰丽想象，开创汉赋“体国经野”的范式；作为汉武帝时期“文化大一统”的代表，其作品成为“润色鸿业”的符号；以“惊雷”般的创新精神，为后世文人树立“文以载道”的典范，如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傲亦受其影响。因此首联不仅是对司马相如个人才华的礼赞，更是汉代文学“雄深雅健”特质的诗意凝练。琴韵风流“天授文思传道统，琴挑韵事启风流。” 颔联融合典故与浪漫抒情。“天授文思”以天命观赋予文学神圣性，体现汉代文人的道统意识；“琴挑韵事”语言婉约，化用《凤求凰》典故，展现楚辞与民歌交融的抒情风格。“琴挑”指司马相如以《凤求凰》琴曲追求卓文君，二人私奔当垆卖酒的故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诗中“风流”既指爱情佳话，亦呼应其辞赋开汉大赋风气之先的文学史地位，一语双关。司马相如从梁国回到了家乡成都，“家贫，无以自业”。正当他不知道怎样谋生，一筹莫展时，他的一位老友王吉在离成都不远的临邛(今邛崃市)做县令，看相如贫闲无聊，于是邀请相如前往他的任职地临邛。一到那里，相如就演绎了一出“琴挑文君”的剧情，成为流传千年的才子佳人的美谈。这也是相如一生的高光时刻，充满了浪漫的情韵。唐代相如县令陈子良《祭司马相如文》中有两句话，“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概述了相如一生最得意的两大美事，其中一件就是“琴挑文君”。司马相如遇见卓文君的前奏是，他应临邛县令王吉的邀请来游临邛。相如当时虽贫，却曾是在朝廷、在梁国游宦的人物。微妙的是相如明明是王吉邀请来的，当王县令天天去馆舍拜望他，他却摆起了架子，开始还见，后来干脆称病不见，而给他提供衣食住处的王吉不仅不生气，反而“益谨肃”，更加恭敬。临邛富户看到他的“贵客”身份，纷纷好奇，争着邀约。在王吉强邀赴宴当地富豪卓氏家时，相如还是矜持不往，后“不得已”，才勉强答应前去，结果人们见到相如时是“一坐尽倾”，而相如也因此得遇文君。卓王孙邀请了近百名客人，并亲自前往馆舍去请相如，相如又摆架子，说病了，不去，这使王吉显得很焦虑，再次赶到馆舍祈求，相如这才勉强与他前往卓府。酒席上，王吉知道相如擅弹琴，所以拿来琴请他弹奏一两曲，相如已潜知卓王孙有个十七岁的女儿，貌美，“新寡”，又精通音乐，所以故意“以琴心挑之”。文君听到“琴”声中暗含的“情”意，于是透过户牖间的遮帘偷看相如，真是一见倾心，但又不好出来直接相见，于是通过侍者鱼雁传书。相如派自己的僮仆送礼给文君的侍女，后来有戏剧家为两人各编了一个名字，男仆叫青囊，侍女叫红肖或春儿等，结果就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据《西京杂记》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可知其貌亦美，而且“知音”，其与相如相遇，因两人都是才貌双全，真是双壁合美。于是文君“亡奔”相如，并乘车马夤夜跑回成都。真是满满的故事感。明代洪楩编的《清平山堂话本》有一篇《风月瑞仙亭》，为相如“琴挑”本事设置了一个很美的场景——卓王孙家后花园的“瑞仙亭”。文中描写到卓王孙因王县令的介绍，迎接相如到瑞仙亭游览，相如初见文君时：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临溪双洛浦，对月两嫦娥。虽然有些艳俗，但其为烘托“琴挑”的经营设色，确实也增添了一些现场感和魅惑的性质。所以待“酒行数巡”，文君令侍女春儿收拾杯盏之后，相如直白地说:“小姐不嫌寒儒鄙陋，欲就枕席之欢。”文君笑着回答:“妾慕先生才德，欲奉箕帚，唯恐先生久后忘恩。”相如再作答:“小生怎敢忘小姐之恩。”于是“二人倒风颠鸾，顷刻云收雨散”。想象实在旖旎，只因故事极具传奇。真实的历史是，相如“琴挑”文君“夜奔”之后，其人生的剧情却急转直下。一方面，相如与文君回成都后，“家居徒四壁立”，穷愁潦倒；一方面卓王孙听说女儿夜奔私许相如事，愤怒至极，说“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意思是女儿轻贱自己，虽然不忍杀了她，但绝不给一分嫁妆钱。卓王孙为何如此恼怒相如与文君的行为，除了一般理解的非“礼”，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相如当时处困顿之境——“穷”。在今天的邛崃市，有一口“文君井”，传说是文君与相如卖酒求生的地方。相如与文君回到成都，没有了生活来源，于是文君终日闷闷不乐，就建议相如与她再返回临邛，因为卓家诸兄弟的财产丰厚，回临邛寻些生计应该没有问题，也不必在成都受这般贫困的煎熬与苦恼。相如听从文君的计划，返回临邛，所以才有了两人在街头卖酒的故事。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才貌双全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大街上穿着“犊鼻裈”，有说是用三尺布系腰上即没有裆的短裤衩，有的说类似店小二的围腰，同店员在一起跑进跑出，洗盘涮碗；如花容貌的文君站柜台吆喝卖酒，招徕酒客，多么引人注目！相如和文君放下才子佳人的身价，当垆卖酒，惊世骇俗，何等风流，何等倜傥！这一行为的结果是，临邛人争相观看，家喻户晓。作为首富的卓王孙，其闺女和女婿当街卖酒，不能不令他“闻而耻之”，脸面无光，只能“杜门不出”，以躲避人们的眼光与议论。结果为平息事端，卓家的叔伯兄弟出来调解，卓王孙顺势而下，一下子分给女儿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作为陪嫁。有了钱，相如与文君才又离开临邛，回到成都，买田建舍，成了当地的富人。文君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在被相如“琴挑”而与之“私奔”后，因贫穷无生计又“当垆沽酒”，确实算是比较出格的人物。文君当垆与相如涤器，是相如生平中的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说。当年相如夫妇卖酒的地方，现在建了“文君井公园”，据说那口“文君井”就是他们酿酒的水源，井水甘美醇香。至于这口井究竟是不是当年取水酿酒的井，因年代久远，难以考实。南宋初爱国诗人陆游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时，曾游临邛，写了一首《游文君井》诗：“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陆游一生爱国，又爱表妹唐婉。南宋北伐抗金失败，是他心中的爱国之痛；他与唐婉因母亲的干预，只得离婚，成了他一生的爱情之痛。在这种痛苦心境中游文君井，自然使他想起了浙江绍兴的“沈园”。1957年，邛崃县政府重修文君井公园，请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题词，郭沫若于当年写下《题文君井》，开头一段是：“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 对相如和文君的浪漫婚配，卓王孙的态度一共发生过三次较大的变化。笔一次是听说两人夜奔消息之后，王孙大怒，说:“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一个钱。”别人劝他，他坚决不理睬。第二次是知道他们回临邛当街卖酒，先是闭门不出，后经家人和朋友劝告，勉强同意分给他们僮仆与资财衣物。第三次是多年后汉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途经巴蜀，过临邛，卓王孙与当地官员、富人，都纷纷“献牛酒”交欢，卓王孙感叹自己当时有眼无珠，有了为何不早嫁女给相如之“悔”。就是《史记》本传记载的“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这虽然是相如“琴挑”文君后多年的事情，可是卓王孙态度的变化，以及司马相如又得到一大笔财产，颇具戏剧性。而司马相如之“琴挑文君”，则不断有各种故事演绎。相传古代有四大名琴，分别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古琴疏》中描述：“司马相如作《玉如意赋》，梁王悦之，赐以‘绿绮’之琴，琴铭曰：‘桐梓合精’。”意思是司马相如成为梁王刘武门客时，曾创作出了《玉如意赋》，刘武非常欣赏，于是就把珍藏的“绿绮”琴送给了司马相如。传说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弹奏《凤求凰》时用的就是绿绮琴。而后“凤求凰”成为爱情的别称，而“绿绮”也成为古琴的别称。大诗人李白在《听蜀僧濬弹琴》中写道：“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另在《游泰山六首》中写道：“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均用“绿绮”来指代古琴。在文君和相如的故里四川，民间传说故事很多，内容也极丰富。比如《琴丝生与〈凤求凰〉》的故事，讲述了相如弹琴感动文君之时，也感动了琴台边的竹子，周边的竹子把琴弦深深地刻在身上，天长日久，永不磨灭，至今琴台边的竹子上还有一道道的墨绿的细线，俗称此竹曰墨竹而相如移情别恋的故事，也有十分著名者。如《文君巧作数字诗》，类似文君之《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当年司马相如辞别卓文君赴长安任职，一去五年，杳无音讯，文君望眼欲穿，盼到的只是丈夫的一封“数字信”，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文君读后，见十三个数字止于“万”，而没有“亿”，知道丈夫在灯红酒绿的京城早花了心，对自己“无意(亿)”，悲愤难平，就回了一首“数字诗”给相如。其“数字诗”这样写道：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写好后意犹未尽，又忿忿然将这十三个数字倒过来写一遍：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青天，六月伏天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简直都是神仙眷属的“神作”！彬宇先生颔联通过“天授”“琴挑”两个核心事件，将司马相如嵌入三重历史语境：作为汉武帝“文化大一统”的符号，其赋作“润色鸿业”的功能与个人命运的依附性形成反差；开创汉赋范式，影响扬雄、班固直至唐宋古文家，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傲亦承其遗风以《凤求凰》重构文人爱情叙事，使“琴挑”从历史轶事升华为文化传奇。颔联十四字，实为司马相如“赋圣”与“情痴”双重身份的史诗性定格，亦是汉代文学“雄深雅健”特质的微缩镜像。凤绕云楼“檄书耿耿安边策，谏猎铮铮警世谋。”颈联对仗工整，以政论笔法突显讽谏精神。“檄书”与“谏猎”对应司马相如的实用文体创作，语言刚健，体现汉代散文的劝谏传统。“檄书”指《喻巴蜀檄》，司马相如奉命安抚西南夷时所作，以理性论证平息民怨；“谏猎”指《谏猎疏》，劝谏汉武帝节制狩猎，体现“劝百讽一”的赋体功能。鲁迅先生评价其“寓教于文”，为后世政论散文树立典范。“一自茂陵人去后，凤凰千载绕云楼。”尾联以象征手法收束全诗。“凤凰”呼应《凤求凰》意象，暗喻司马相如精神不朽；“绕云楼”化用李贺《咏怀二首》“金泥泰山顶”句，渲染其死后封禅书被帝王尊崇的荒诞反差。司马相如晚年病居茂陵，临终献《封禅书》，死后汉武帝依其文行封禅礼。李贺诗正是讽刺其生前落寞与身后虚名。彬宇先生联语则反用其意，强调其文学遗产的永恒价值。司马相如人生情感的幸运，是遇上了卓文君，不仅演绎了“琴挑”的故事，还为后世留下“风求凰”的传奇；他人生事业的幸运，又在于遇上了汉武帝，不仅以其赋作三次惊动对方，而且缔结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君臣文缘。正因如此，才留下了“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的赞叹。这样能遇上人生与事业两“知音”的幸运，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相如得遇武帝且得到赏识，并非一时之幸，而是长时间的文缘。他的《子虚赋》写“楚王出猎”，《上林赋》写“天子狩猎”，皆为游猎题材，却无一不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汉武帝与文、景之世“无为而治”的做派不同，他以有为之心建奇功，立大业，既是尚武之王，又是“守文之君”。他要求下属臣子也要无才不备，这也是《元光元年策贤良制》中所强调的“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宜“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所以在武帝一朝，武功强劲，文治斐然。朝堂之上，既有文章滑稽之士，又有抗颜耿直之臣；既有为国操劳的循吏，也有严刑苛法的酷吏。这班朝堂之士，有圆滑世故的公孙弘，有严酷厉刑的张汤，有尊崇儒术的董仲舒，有以戆直闻名的汲黯，有以滑稽著称的东方朔等，更有“大汉文章两司马”的同朝演出，即前有司马相如的赋文，后有司马迁的史笔。相如受到武帝的赏识，正式成为了朝廷的御用文人。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至少在文学的交往方面是比较融洽的。不过赋这种文体，诚如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说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相如以“赋”与武帝结缘，也应该从“讽”与“颂”两方面来看待，前者可看出相如赋品的独立性，后者更多体现其赋文的附庸性。相如赋常于颂赞中暗含讽喻，在讴歌大汉盛世的同时，也对汉武帝的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劝，武帝有时也能接受意见，但更多的是陶醉在相如赋壮丽而华美的描绘之中，而忽略了赋中“讽”的意味。在“天子游猎”赋作中，相如同样寄寓了讽喻的成分，而且针对武帝可谓有的放矢。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少年的武帝特好玩，爱冒险，有一天夜里，他抛开随行人员，微服夜猎，骑着快马在庄稼地里狂奔，结果遭到很多农民的围攻谩骂，谴责他的马踩坏了农作物，直到他拿出身份的证明，才被放走。还有一次，也是微服夜游，到了一个叫柏谷的地方，他又困又饿，于是到一家旅店求宿，并向旅店主人讨点米酒喝。主人厉声回答“没有酒，有尿”，而且怀疑他是盗贼，于是喊来很多年轻人要揍他。试想，年轻人荒唐些还情有可原，身居帝位的武帝倘一味荒唐或冒险，既可能建奇功，也可能败其政。所以在游猎赋中，就暗含了对武帝好游过度的劝诫。在相如献赋之前，太常孔臧就上有《谏格虎赋》，其中假托“亡诸大夫”批评“下国之君”的话语，如“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之谓也。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人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谏猎之志非常明显。针对武帝的荒嬉于“猎”，相如写了篇《谏猎疏》，那可是更直接的批评了。在这篇疏文中，相如陈言淫于“猎”的害处以及以帝王之尊轻举出猎的危险后，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而十分知名的话：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篇疏文虽然时间要晚于相如所上的“天子游猎赋”，但也可对应赋作，说明相如文章之“讽”，既有关照帝王安危的意思，又有关乎国家兴亡的意思，更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思想。他后来写过一篇《哀秦二世赋》，以秦朝“二世而亡”为题材，讽劝当世帝王要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不要过度奢侈，要行仁政，要爱护百姓，要做好皇帝。这一“哀秦”观及其思想也成为汉代赋家赞述汉统、提倡汉德的书写模式。相如与武帝的文缘更惊人的是后来写的《大人赋》，这是被称为“凌云”之笔的佳话。据《西京杂记》记载，相如任孝文园令时想献赋，不知写什么好，忽然夜里梦见一位穿黄衣的老人说“可为《大人赋》”，于是写起来犹如神助，他也因此获得了四匹锦锻的赏赐。然正史所载，该赋的写作，主要是针对汉武帝好神仙，求长生不老，多次派遣方士去东海求仙，寻不死之药，方士巧舌骗财，武帝多次上当，虽然他气得杀了方士少翁、栾大，但求仙之心不死，结果把整个东海之滨搞得巫风流行，乌烟瘴气。相如在《大人赋》中却把神境写得空虚、寂寞、孤独、无聊，把天上的大仙姑“西王母”也写成一头白发的老太婆，意思是想告诉武帝仙境并不美好，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方面。结果是汉武帝不仅不领会相如的良苦用心，反而对赋中的天际神游和华丽辞藻大加欣赏，情不自禁，感到“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是赋家的悲剧，扬雄自己身为赋家，却批评相如“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所以他自己后来发恨不作赋，并留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名言。虽然司马相如献赋汉廷，开启了他一生辉煌的文学事业，可是他和汉武帝的交往，也并不是古代常传为美谈的良相明君的关系，而只是皇帝对文学弄臣的喜爱而已。从相如的为人秉性以及进入仕途来看，他还是自恃极高的，绝不甘心仅为一个文学弄臣，供人娱戏玩弄而已。好在相如与后代的李白、杜甫不同，他终于等到了一次建功立业的际遇，真正参与了朝廷的政治活动，并且还卓有功绩，荣耀一时。这就是武帝派遣他两次出使西南地区的事件，也为他提供了除献赋外的立功的机会。相如初使西南，也是他因赋征诏入朝廷后有文字记载的再次回到蜀中家乡，前一次他因梁王死后失业，无奈回乡，乃至家徒四壁，无以为生计。相比之下，这次是奉朝廷命令执事而回乡，其境况就大有差异了。对相如来讲，这次出使是他人生轨迹上的一段重要的历程。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开拓边疆，委任当时的鄱阳令唐蒙为中郎将，设法谋取夜郎等地，以平定广大的西南区域。结果唐蒙为迎合武帝野心，急功近利，在巴蜀地区一下征调了一千多名吏卒和两万多名民工，日夜修造由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咸宁，再到昆明的“石门道”，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听调遣，唐蒙就动用“军兴法”，诛杀了多名首领，引起了巴蜀地区民众的恐慌，乃至谣言四起，情况紧急，随时有“民变”的危险。汉武帝遣派相如往巴蜀安抚百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用意至少有三点：其一，相如为蜀郡人，根系深，人脉广，便于权宜行事；其二，相如是他身边的近臣，以“郎官”出使，他的行为仅为皇帝负责，其回护其短而彰扬其长，为职责所在；其三，相如确实也有行使政略的才能，这也与他早年的抱负相吻合。特别是这第三点，在相如以檄文告喻巴蜀父老的文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这篇被后世命名为《喻巴蜀檄》(或称《喻巴蜀父老檄》)的文字，充分体现了相如的治政才能。相如撰写“檄文”，告喻巴蜀太守，斥责唐蒙，借以抚慰当地民心。相如深知武帝的心理，斥唐蒙是虚晃一枪，目的在开通西南道路，所以柔中有刚，软硬兼施，很快就平息了民愤，理顺了民情。相如回朝以后，向皇帝汇报工作：一方面批评了唐蒙劳民伤财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造成朝中大臣对武帝开辟西部的政策产生了疑问；一方面又说西南的道路现在已基本打通了，所以朝廷应该有施政西南的新决策了。有了初使西南的成功，武帝对相如的作为很满意，对他“复通”道路，开辟“西夷”的建议，也完全接受。所以汉武帝不仅于第二年即元光五年设置夜郎郡，而且特别再次委派相如为中郎将前往巴蜀及西南地区行使朝廷威权，再次起到抚慰当地民众的作用。相如欣然听命，也因此开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南的征程。第一次相如是以一般郎官身份往巴蜀，这次升职为“中郎将”，与前番唐蒙的地位是一样的。相如到达家乡蜀地时的情形，《史记》的描绘，便是本文此前已经说到过的：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有三次使武帝惊喜的都是因为献赋，而这一次例外，武帝大为高兴的是他出使西南取得的政绩，这也昭示了相如“能吏”形象的一个方面。蜀郡最高长官太守亲自率领众官员到郊外迎接，县令亲自“负弩矢”在前面开道，这是何等地壮观，这派头在相如一生的仕途来说，也是达到巅峰了。而“蜀人以为宠”，这一“宠”字，真是相如富贵归故乡的形象写照。所谓“负弩矢”，司马贞索隐的按语是:“亭吏二人，弩矢合是亭长负之，今县令自负矢，则亭长当负弩也。负弩亦守宰无定，或随轻重耳。”据《汉书》记述，霍去病出击匈奴，功绩卓著，所以有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的场景。按照汉代的礼节，凡遇到高官贵人来地方视事，应该由亭长背弩矢前行，如果来者级别高，县令亲自背箭，而亭长则背弩。相如到了巴蜀，县令亲自负弩矢，可见接待规格之高，其在当地人心中的轻重也可见一斑。后世也有人因为这件事，责怪相如是小人得志，故意摆谱，这或许也埋下了后来有人告发他受贿而获罪的伏笔。这次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巴蜀，最具有戏剧性的还是卓王孙。他听说女婿受皇上之命建节往使巴蜀，就与临邛的官员及富户纷纷赶到朝廷特使相如下榻的地方，“献牛酒以交欢”。在汉代，“牛酒”与“民爵”都是朝廷赏赐的。汉廷“赐牛酒”，多在发生喜庆之事、出现祥瑞之兆或出现灾难之时。而根据古代礼制，牛酒也是馈赠、宴享和祭祀用的食品，表达尊敬之意。蜀中富户以“牛酒”赠相如，就是赠送牛与酒以巴结他，使之高兴。后来“牛酒交欢”也就成了表示以物质馈赠来结交对方的成语。不仅如此，卓王孙对相如当年“琴挑”文君的态度也有了彻底的改变，他懊悔嫁女给相如太晚，而且像对待儿子一样将财产分给了卓文君，这又使相如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当然，司马相如也没有沉醉在别人的恭维与逢迎中，而是认真为皇帝办事。他不仅采取怀柔政策使邛、笮等地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内附，而且西至沫水、若水，南至牂柯边塞，修零关道路，架孙水桥，直达邛都。据《华阳国志》记载，相如“开僰道通南夷”，完全是一副“能吏”的做派，为我们呈现出不同于屈膝卑颜以献赋作文的相如，他的作为对巴蜀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贸易，都具有开创性的功劳。当这些利好消息传到武帝的耳中，就像史书所记载的，“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悦)”，武帝对相如的功劳，以及西南部“请为内臣”即纷纷内附的结果，一定是兴奋不已。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有三次使武帝惊喜的都是因为献赋，而这一次例外，武帝大为高兴的是他出使西南取得的政绩，这也昭示了相如“能吏”形象的一个方面。可惜的是，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返回京城长安，因受“金”而“失官”，应算是戴罪之身，这是他人生与仕途的低谷期。然而此时的司马相如，早不是当年的“穷光蛋”，虽然失业，一点不失财富地位，因为已经家财积累甚厚，足可以生活无忧。相如自从两度出使西南回京后，命运多舛，人生颇有起伏，先是“失官”，病中闲居，后复召为郎。上《谏猎疏》。进《哀二世赋》，似乎并没起到什么影响。而在“病”与“仕”之间，他度过了一段郁郁寡欢的日子，人生终于等来了又一次短暂的辉煌。据《史记》本传的记述，是“相如拜为孝文园令”。“拜”字表示敬意，汉代任命官员称拜或除(拜除)，拜含敬意，一般属初任，相如拜为孝文园令，既是初任，也表示有擢升的意义。所谓“园令”，是“陵园令”的简称，而“文园令”就是掌守护汉文帝陵园的官，负责案行扫除。据《后汉书·百官志二》记载:“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汉文帝刘恒死后安葬的地方称作霸陵(今西安灞桥区毛窑院村旁边的山上)，也作“灞陵”，因靠近灞河而得名。陵园所在地的周边因山势水流有凤凰展翅的形势，霸陵正好在凤凰嘴边位置，因此也称凤凰嘴。霸陵在历史上开创了皇帝陵墓依山而建不起陵穴的先例，对后代皇帝寝墓影响深远。在霸陵附近，还有两座皇家坟墓，一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墓，一是他的妻子窦皇后墓。相如为文园令，秩禄六百石，与他第二次出使西南时领衔“中郎将”相等，但与其长期伴随皇帝身边做一个无职无位的“郎”官相较，毕竟算是一位独当一职的朝廷命官了。可是寂寞的陵园令工作确实无聊，这也成为相如一生中最后一任官职，后世尝以此职冠名相如的文集，即《司马文园集》。而在这段乏善可陈的日子里，相如仅有一件事使他再次震“惊”武帝，轰动朝野，那就是他所上的被后世称誉为“凌云之笔”的《大人赋》。从文人情怀来看，“奴颜”与“风骨”隐含着历代士大夫的无限甘苦。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技艺，助文人或经恩幸之途，或经科举之路，跻身士大夫的群体，自然是荣幸，但士大夫身为人臣，既想“致君尧舜上”，裨益国家，有所作为，又常得寻讨君王的欢心，乃至于奴颜婢膝。从相如等人的仕宦历程而言，作赋乃是汉代文人通过选拔并得到君王持久喜爱的一条途径，相如又是深得皇帝欢心的典型人物，这也使他不仅为士大夫文人津津乐道，又往往成为众人仰望的榜样。“凌云笔”成为这种做法的高度概括。身为人臣，彰显自己的“凌云笔”是分内之事，当得到君王的赏识，一朝位列公卿百官之列，欣然高唱“凌云笔”也在情理之中。“凌云笔”本事中就有相如作赋得到汉武帝赏识的积极乐观之意，这与后世士大夫的才智得以见用的情景与心境是十分近似的。学以致用的正直之士是多样化的一端，曲学阿世的依附之士是另一端。更多的士人往来徘徊，在两难之间选择，经常处于苦闷之中。他们主观上愿意为君主政权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又希望自己的基本人格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凌云”本就是高蹈而不屈的，“凌云”又是寂寞的，渗透着悲伤的色彩。“凌云笔”在后世用于表达“君臣际会”失败的现象，又是相如“称病闲居”的心灵应契与思想蔓延。“凌云”作为相如赋产生的一种文化符号，无论喻示得意还是失意，都产生在相如厌倦仕途之后，是自弃，或是自守。“文园令”这一守墓人的寂寞与寒凉，藏在司马相如的深心里，如同其另一广为人知的《长门赋》所隐喻的幽怨。传说就是司马相如在孝文园令的任上，曾为武帝的陈皇后写了一篇《长门赋》，描绘了一段爱情恩怨的故事。后人追溯相如人生的这段经历，又常将相如与文君“白头吟”的事与陈皇后“长门怨”的事结合在一起，对相如的为人进行各自不同的解读与评价。至于《长门赋》的创作动因，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摸鱼儿》词云:“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典故，那就是陈皇后用重金购买相如赋的说法。陈皇后与汉武帝刘彻的结合是亲上加亲，她的母亲是汉武帝的姑姑长公主刘嫖。长公主非常喜欢刘彻，刘彻小时候，长公主经常带着他玩耍。有一次长公主把刘彻抱在膝上与他笑说：“你想娶媳妇不？”刘彻竟然选择了长公主的女儿阿娇。“如果得到阿娇，我一定要让他住在金玉做成的屋子里。”这便是金屋藏娇的典故，阿娇便是后来的陈皇后。刘彻继位后，又有了宠妃，渐渐地与陈皇后疏远了，最后连见都不想见，就让他一个人住在长门宫。陈皇后在长门宫里思前想后，总也忘记不了当年的柔情蜜意，一心想重回汉武帝身边。她不知多少回读过司马相如的《子建赋》与《上林赋》，因此不惜托人用千金为酬，去请司马相如为他写一篇可以排解自己心中悲愁哀怨的歌赋。 司马相如心有戚戚，特别同情陈皇后的遭遇，连夜写出了《长门赋》。汉武帝读了这篇感人肺腑的辞赋之后，也忍不住潸然泪下，陈皇后对自己一往情深的一幕一幕，如在眼前。他把陈皇后接回东宫，重归就好。如此心情与结果，是不是也是司马相如所期盼？脉脉此情谁诉？！在孝文园中度过了一段守墓人的清冷生活，司马相如开始真正脱离了仕宦生涯，过上了与世无争的隐居日子。史书记载，他移居到一个叫茂陵的地方。有关相如晚年居住茂陵的事情，只有《史记》本传中的一句话：“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在茂陵这个“神圣”的小镇，相如老了，病了，他还能留给他的“老友”汉武帝什么珍贵的“礼品”呢？史书记录的只有他的临终遗篇——《封禅文》。在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眼中，相如永远只是一个在身边写赋逗乐的文人。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就曾深刻地指出了汉武帝重视文化，喜好身边御用文人的特点。文人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就是供他消遣，豢养以便取乐的。还有武帝极喜爱的弄臣枚皋，也很会写赋，他自己就说过“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俳，就是俳优，古代演杂耍、滑稽戏的演员；倡，指歌舞演员。在汉代，这些演员被视为下等人，赋家们自比倡优，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从帮忙到扯淡》，其中有段精辟的论述：“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相如虽然也参与过一些国家大事，但到头来还是个“帮闲”的弄臣。所以他尽管曾以赋作“三惊”汉主，但晚年仍是非常寂寞的。可是在他临终时，武帝又想到了他，还想看他会留下什么美文。当所忠将相如一篇遗文呈献给武帝时，他又震惊了，这就是《封禅文》。所忠到茂陵的相如家中访书的结果，是他赶到时相如已经在寂寞病困中死去。所忠在几乎无所收获的情况下，得到的仅是“其妻”相告的一卷书，也就是相如留下的仅存的手稿，并转达了相如生前的遗言：如果皇帝派使者来求书的话，就把这卷书呈上去吧。所忠打开相如的“遗札”一看，原来是一篇《封禅文》。所忠从茂陵回到京城，呈献《封禅文》。武帝手执此书时，史传称“天子异之”。很显然，相如《封禅文》既有感世之忧，更多盛世之颂。朱熹《楚辞后语》中批评相如“其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乃“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姑不论相如赋中有讽意，就是颂“汉德”的文字，也是切合当时武帝初盛期招贤俊，尊儒术，兴学校，崇礼乐，溃匈奴，扩疆土的显赫功勋的。东方朔所谓的“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喻当世”(《汉书·东方朔传》)，也是真实的。所以说，相如临终遗留下的《封禅文》，是他对盛汉国家新宗教的建设的思考，其中的核心思想，则是汉统与汉德问题。在明清大量的有关相如故事的剧本中，有出戏叫作《封禅书》，为清代的人“杏花使者”撰。观其剧本，牵涉大量人物，如相如本人、汉武帝、陈皇后、唐蒙、王吉、栾大、卓王孙、卓文君、文君母、仙女绿萼华、青鸾童子、东方朔、卫青、王母娘娘等，剧情也串连起相如一生的故事，然以“封禅”为剧名，也可见编撰者视相如《封禅文》为临终大文，封禅典为武帝一生大作为。而有关所忠在相如临终时取遗文的史实，剧本或许因为相如文中托名“大司马”言，将所忠改换成了卫青。该剧本的最后一幕说的是：汉武帝欲行封禅之事，派卫青向文君求取相如所写的《封禅文》。卫青没有求到，后悔当初构陷相如(前面的剧情)，被迫自刎。武帝往泰山封禅，相如前来引导。武帝见过诸位仙人，遂与东方朔、相如一起游仙而去。文君听说后，改换装束，作别儿子司马伯乐，等候相如来度化。司马伯乐舍不得父母离去，相如遂承诺日后让他的子孙做皇帝、名士。于是该剧结束时，相如与文君、文君母、卓王孙、王吉一同升仙而去。彬宇先生颈联以对仗工整、语言刚健为特点，突显司马相如政论散文的实用性与批判性。“檄书耿耿”与“谏猎铮铮”形成双声叠韵的节奏感，强化了文辞的力度。“耿耿”形容檄文之光明磊落，“铮铮”则喻谏言之坚定果决，二者共同塑造了司马相如“文以载道”的士人风骨。这种语言风格与汉代散文“质实刚健”的特质一脉相承，亦呼应司马迁对其“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的评价。尾联“茂陵人去”指向司马相如病逝的结局，“千载”则将其文学影响拉入永恒维度，形成历史纵深。凤凰意象的缥缈与云楼的虚幻，共同构建了“功业成空，文名长存”的苍凉意境。这便是司马相如。现实的传奇，赋文的雄阔，后世的演绎，赋圣的美名，毫不违和地凝聚于一身。正是那个辉煌灿烂的王朝，孕育了如此瑰奇浩瀚的灵魂。他以赋绘写一生，也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篇大赋：人生可以有落魄，也可以有腾达，但一定要有宏大的胸襟与有趣的灵魂，天授文思，笔落惊雷，琴启风流，凤绕祥云，致君尧舜，警世安身。不论爱情还是事业，都可以缔造梦幻一般的美感。此诗通过四联结构，复现了司马相如“赋圣”形象的多重维度，既继承汉赋“体物写志”的壮美，又暗含“曲终奏雅”的批判性（如《子虚赋》讽帝王奢靡）。其爱情传奇与政治际遇，折射出汉代文人“依附皇权”与“独立精神”的矛盾。从《凤求凰》的民歌情韵到《喻巴蜀檄》的政论骨力，司马相如开创了文学服务于现实的多元路径，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全诗语言风格与历史典故的精准对应，既是对司马相如的致敬，亦是对汉代文学“雄深雅健”特质的诗意诠释。正是“一字一太极，一字一天地”的高明境界。（本文多参考《司马相如传》·许结）张红星教授注解：吟诗作赋：指文人以诗文抒发志向、寄托情怀的传统。语出《汉书·艺文志》：“诗赋者，所以通讽谕、达情性。”《文心雕龙·诠赋》亦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夜难休：形容文人创作时的专注与执着，典出《晋书·孙绰传》：“每至文会，辄题壁赋诗，夜以继日。”苏轼《夜坐》诗亦有“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之句，可见文思不倦之态。惊雷：比喻诗文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与此句异曲同工。九州：代指中华大地。《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后以九州泛指天下。此处暗合文人以笔墨教化天下、影响社稷的抱负。天授：强调天赋才情，语出《孟子·告子上》：“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韩愈《答李翊书》亦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道统：指儒家思想传承体系。朱熹《中庸章句序》云：“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此处喻文人承续文化命脉的责任。琴挑：化用司马相如《凤求凰》以琴音传情之典，喻文人雅士以才情风韵引领时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风流：指文采与气度，《世说新语》评谢安“神情俊朗，风流为一时之冠”，此处赞文人开风气之先的雅致。檄书：指檄文，如骆宾王《讨武曌檄》一类雄文，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文心雕龙·檄移》：“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安边策：典出贾谊《治安策》、晁错《论守边疏》，喻文人以笔墨献策定国的担当，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司马相如的檄书史实是其撰《喻巴蜀檄》（又称“相如檄”），汉武帝为安抚巴蜀民众、澄清朝廷政策而命司马相如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均记载了檄文背景及部分原文。后世学者评价此文“文势气魄，显出赋家手笔”，是汉代政令文学的代表作。该檄书不仅是汉朝稳定西南边疆的关键举措，也是相如个人“非常之功”的重要体现，融合了政治智慧与文学才华。谏猎：化用司马相如《谏猎书》劝谏汉武帝之事，《史记》载其“直言切谏，虽触忌讳而不避”。铮铮：喻刚正之声，《后汉书·刘盆子传》：“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此处赞文人以文章匡正时弊的风骨。茂陵人：指汉武帝刘彻，其陵墓为茂陵，借代雄才大略的帝王。李商隐《茂陵》诗：“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暗含盛世不再之叹。人去：隐喻时代变迁与文人精神的传承危机，如杜甫《咏怀古迹》“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凤凰：象征文运昌明与高洁品格，《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庄子·秋水》亦言：“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云楼：指文人理想中的精神殿堂，如王勃《滕王阁序》“层峦耸翠，上出重霄”，喻文化传承的永恒性。</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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