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笔参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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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袁铨君绘制《银钩铁画笔参造化王羲之》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壬午岁怀王羲之五律笔阵开风气，兰亭世绝伦。流觞浮曲水，宝墨涌龙鳞。坦腹东床傲，笼鹅素帖珍。谁言筋骨老，飞白见精神。<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45958fa1acc7c115013fd01fe3c8ac2u1.png?imageView2/2/w/1260" />黄德劲先生诗评：凡能识能写中国字者，有几人不知道王羲之也？！彬宇先生怀书圣诗，以严谨的五言律，熔铸史实、美学、哲学于一体，既是对王羲之书法地位的史诗礼赞，亦是对其人生境界的深刻解码。其艺术风格体现“诗书合璧”的古典美学，而人生启迪则指向“技进乎道”的永恒命题——在技艺精进与精神超脱的辩证中，艺术终将成为对抗时间虚无的力量。“谁言筋骨老，飞白见精神”——此语简直就是一语双关的神来之笔，既见羲之书，又见人生意！有限的“所存”，在唐代又经历了另一番命运。唐初数代皇帝酷爱右军书法。他们利用天下统一，政府动员能力强大的机会，在全国征集羲之墨宝入宫。“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征到真迹三千六百多件。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即书法艺术，不仅能精通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能自成一家，开创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王羲之书法，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是有名的书法作品，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书法史上将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合称为“二王”，名传千古。王羲之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任职淮南太守，叔父王导曾扶持晋元帝司马睿称帝，官至司徒。早年经历王羲之自幼受父亲王旷、叔父王廙启蒙，跟随书法家钟繇的传人卫夫人卫铄学习书法。初入仕途太宁三年（325 年）左右，经举荐成为秘书郎。咸和四年（329 年）任会稽王友，后担任临川太守。咸和九年（334 年），前往武昌担任参军、长史，之后任江州刺史。咸康八年（342 年），再次接任江州刺史，加宁远将军武职。永和四年（348 年），出任护军将军。永和十一年（355 年），王羲之因厌恶官场争斗，在父母墓前发誓永不入仕，之后遍巡自家庄园和四处周游山水，晚年隐居于浙江剡县（今浙江嵊县）的金庭观。升平五年（361 年），王羲之卒于金庭观，时年五十九岁。朝廷赠封金紫光禄大夫，但其儿子们遵照意愿，坚决不接受封号。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兰亭绝伦”“坦腹东床”“飞白精神”简析之。兰亭绝伦“笔阵开风气，兰亭世绝伦。”首联浓缩了王羲之突破卫夫人书风藩篱、融汇秦汉碑刻的革新历程。“笔阵”以《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的军事隐喻，暗喻王羲之以兵法入书法的创造性思维。王早年学钟繇、张芝，却“研精体势，变古为新”，将篆隶笔意融入行草，开创“侧锋取妍”的笔法体系。“兰亭世绝伦”对应《兰亭序》的“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该作324字中21个“之”字各具姿态，以“八面用锋”打破单一面用笔的局限，如“带”字竖钩似断还连，“足”字轻重相生，展现“笔墨有灵”的生命力。唐太宗赞其“尽善尽美”，甚至以真迹殉葬昭陵，印证“世绝伦”的巅峰价值。颔联“流觞浮曲水，宝墨涌龙鳞”，上句还原永和九年兰亭修禊场景，下句“龙鳞”既指《兰亭序》笔势如《世说新语》所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暗合“墨池”传说——王羲之练字洗笔染黑池水，沉淀的墨色结晶如鳞片闪烁。“温润如玉”的质感与颜真卿“万岁枯藤”的苍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晋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幽闭惠帝，夺位自立，骨肉手足兵刃相见，“八王之乱”开始。眼见着国事日非，邦基动摇，北方大族均开始盘算如何应对世道的不太平。此时刚刚生下爱子的王旷，为爱子取名羲之，乳名阿菟（后字逸少）。家人们共同祝愿这个降临于多事之秋的婴儿一生平安，长大后在乱世中有所作为，成为家业传承中的福星。羲者，古代神话中为太阳驾车的神，屈原《离骚》云“吾令羲之弥节兮，望崦而勿追”。菟，一曰菟丝子，一种寄生蔓草，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二曰於菟，为古楚地区对老虎的别称，寓雄健刚毅、超拔群伦的意思。王旷用心良苦，对儿子寄予了厚望。王家所在的琅邪国，在先秦之际是齐鲁文化与吴楚文化的接合部，北方文化的厚重、儒家思想的涵养，与吴越文化的浪漫、道家风韵的超然，在东海之滨交融交汇，孕育了一段大气又忧伤的楚汉交响曲。这一支原本生活在关中的周朝宗室，传至十五世为秦国名将王翦。王翦与子王责、孙王离，三代为秦国大将。王离在巨鹿之战中，败于项羽并被俘，其子亡秦避祸，流徙他乡。王离长子王元一支由咸阳迁到琅邪皋虞城(今山东省即墨区东北)。又经过四世的传递，于西汉中叶培养出一位名震朝野的大名士——王吉。王吉成名后，将本支的祠堂迁移到同郡的临沂都乡南仁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琅邪王氏于此间落地生根。与两汉期间说一套、做一套的假名士不同，王吉力倡道德教化，始终以身作则。王吉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秉承王吉遗风，既是学者又为官从政，二人皆位至三公，在《汉书》中并跻循吏之列，私德无瑕，堪称世人师表。王崇在王莽乱国之际，谢病辞官以避，举家归临沂闲居。东汉以降，王氏一门文脉沿袭，禀承“内圣外王”的为人行世之道，在朝在野，或拯世救物、厚积薄发，或于出处交替间韬光养晦、修德笃学，终在魏晋之际迸发出光耀千古的辉煌，诞育了王祥、王览、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政治家和文化艺术巨匠。如果说王吉对王家有着奠定家风之功，那么，魏晋之际的王祥和王览便是使王门跨入门阀之列并显赫百世的“圣祖”了。在开国名臣中,《晋书》列传将王祥、王览列在首席，排在司马氏所倚重的宠臣何曾之前。就权势而言，王氏远不及何氏，然从史家的眼光衡量，无论政治才能还是个人道德，王祥均孚众望。王祥至孝，“卧冰求鲤”。王览，王羲之的曾祖父，虽然与王祥同父不同母，但同样具有一颗善良、仁爱之心。“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王祥成年未久，父亲去世，家乡沦为汉末逐鹿之战场。王祥奉继母和怀抱中的弟弟王览到朱氏老家庐江，避乱耕田二十余年。晋室正式代魏后，拜王祥为太保，“进爵为公”，“在三司之右”，位极人臣以示优崇。王祥在禅替过程中，名节无亏，王家从此声望隆盛。王祥对自己的临终安排，不但显示了个性，更着迹于训育子孙，自著遗令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皆勿以敛。”“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王祥既为儒家名臣，又深得玄学三昧，其族孙“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为之叹曰:“太保可谓清远矣!”又赞颂道:“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 王览小王祥二十余岁，为“兄弟友悌”的模范。应诏后，一步步做到太中大夫，算是部长级的大臣了。七十余岁告病还家，辞世时年七十三，史评“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王览官没有王祥做得大，但后代兴旺发达。王家自东周太子晋经西汉王吉等传至王祥、王览为第二十六世，中间虽有高峰低谷的起落沉浮，然文化传家，代代相袭，终在魏晋之际大放异彩，上演了历史上君臣齐肩并立的“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字世宏，系王览之孙。王览共有六个儿子，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东晋中兴名臣王导，是王裁的儿子。东晋的另一权臣王敦，为二房王基之子。王旷乃王正的儿子，属四房。王裁之后，王导为族长。王敦年纪比王导、王旷二人大十余岁，而王旷最敬重的却是只比他大数月的叔伯哥哥王导，史书中称王羲之为“司徒(王)导之从子也”，即是出于羲之对王导的特崇，也与羲之受到王导的关爱相符。王羲之出生、成长的时期，正值王家于动荡岁月里，在政治上曲折发迹的时期。西晋之际，琅邪王家率先隆起的是同族的另一支，王祥族孙——王戎“拜司徒”,“任总鼎司”。受此福荫，其从弟王衍、王澄、王敦同朝出任太尉、尚书令、荆州刺史和青州刺史，俨然永嘉之际朝廷的内外支柱。王戎一脉显贵于西晋，王览的后代则崛起于江左的东晋。琅邪国中有不少名门大姓，如诸葛氏、刘氏、颜氏、符氏、徐氏、陈氏等，蜀汉名相诸葛亮祖籍即在此间。但诸多大姓中的“首望”，非王家莫属。司马睿欲在琅邪站稳脚跟，有所发展，不能不依靠王家，而王家也自然视有姻亲关系的琅邪王为政治靠山。王旷承父亲王正之荫，早早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于朝中担任尚书郎，又迁侍中。他与王导一样，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与司马睿关系非同一般。王正妻夏侯氏乃淮南太守夏侯庄之女，与琅邪王司马睿之母夏侯光姬为亲姊妹。故王正之妻夏侯氏是司马睿的姨母。如此深厚的关系，必然为后代发展，打开了阳关大道。虽然王旷任职不算显赫，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事情上，司马睿总是委派王旷来担当。王室南渡，史载王旷是有“首议”之功的。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王羲之，跟随家国，一起南迁，成为生命中的重要经历。一路上跨高山，过大河，领略天下之大、山河之美。那些奇异的峰峦、各色的水流、广袤的原野、奔涌的大江，非亲眼所见，是难以想象的。然而随后王旷就“下落不明”了。这对成长中的王羲之有不小的影响，导致他一生的性格中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在书写《兰亭序》时无意识地流出笔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旷的早逝，对王羲之的人生道路还有另一面的影响。王羲之才华出众，早有王家“三少”之名，然其出仕为官的年岁，远远迟于王家同辈的其他子弟。不过，正是在未出仕这段时光中，他潜心问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和书法根基，为后来成为千古书圣练就了不可或缺的“童子功”。王羲之随家人来到建邺，住进了城南旧东吴校场的几所宅院中。乌衣巷在秦淮河南。晋南渡后，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后来南渡的大族陈郡谢家也客居此间，乌衣巷俨然成为东晋朝廷的又一政治中心。高门显要达官贵人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访、谒见、议事、欢宴，留下许多风流故事。王羲之的儿童乃至青少年时代都在这个特别的文化氛围中度过。王羲之的母亲卫氏属魏晋大族卫恒、卫展一门。这样一位大家闺秀，在中年丧夫的情况下，独撑家门，将两个儿子抚育成才，其品行高洁、知书达礼可见一斑。王母与卫铄一样有书画之好大有可能，此不仅源于家学，更为晋时贵门女子的风尚，否则，《笔势论》不会作为陪嫁归于王旷之手。母亲的慈爱、善良、从容、坚毅，使阿菟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继续沐浴在家庭的温暖中，心灵有了可以停泊的港湾，更让文化艺术用一种最为温柔、亲和的方式植入阿菟的生命之中。琅邪王家是门第教育成功的典范。南朝史学家沈约曾对人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王羲之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足可少小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王家延聘朝野间的大儒名流前来教授。王家子弟们还经常走出家门，到时贤府中求学问道。以王羲之来说，卫夫人即为请人家中的书法名师。儒学、玄学、文学、艺术、门风等等，王羲之皆受到了极好的教育。魏晋时对门第的评价常从玄风和文才两个方面来打分。王戎、王衍皆以玄谈与文才俱佳而脱颖而出。王导乃文章大师，在为文上深乎众望。王羲之以书法名世，遮蔽了他的文学成就，而他笔下的文字，在东晋那样一个诗文辉煌的时代里，也属一流。王门以书法传家，对此项艺术有着通常人家不可想象的痴迷。一幅字帖，在王家人眼中被视为等同生命的珍宝。这种宗教般的虔诚，是持续孕育书法大家的必备氛围。王羲之在家门中所受的书法熏陶，其起点和深度更在文学之上。阿菟少年成名得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王导与周顗同为中兴元勋，互相敬重，过从甚密。按世交的习惯，两家的子弟通常会拜对方的长辈为恩师，上门问学。王导器重羲之，爱侄十多岁之后，便带他出来认老师。去周家，是王导的有意安排，然初次见面的戏剧性效果却出乎意料。魏晋之际，名士之间有互相品鉴的风尚，通过对品评对象气质、风姿、能、德行等方面的审视，预测未来的作为与命运。品鉴流行中会自然造就几位众望所归的“金口”，他们的点评足以让被点评者名气大增，身价倍长。典型者有西晋末年之王衍，经他赏誉的人物，几乎个个跃人龙门。江左初期，周顗便是这样一位人物，素有识才之名，青年士子无不以能得到他的评价而荣幸。周顗生性直拗，善品而决不滥品。羲之初谒周顗，不过是跟着长辈行礼，但周顗在宾客如云的隙间，马上就察觉到这个小子是个气质不凡的“异禀”之人。一般官吏到了周这里，必是不由自主地拘谨小心，阿菟却是生就的不卑不亢，从容有度。大人们的话题走到哪里，无论儒学还是玄谈，他不但心领神会，而且三言两语间珠玑连连，识见清越。周颛“察而异之”，认为此儿品格超群。经周尚书这么一品鉴，王羲之声名鹊起，京城的士林对他刮目相看。王羲之在人生中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便是走出年少失怙的阴影，成长为王家子弟中的佼佼者。能在王家子弟中脱颖而出，无论从政从艺，已是全国一流。太宁三年（325年）前后，在叔父王彬、岳父郗鉴荐举下，王羲之起家秘书郎。随后由秘书郎迁会稽王友。王友与秘书郎同为六品官，主要在王府里陪着游宴和会见宾客，伴幼王读书，比较清闲。咸和四年（329年）前后，王羲之为临川太守。王羲之携带母亲与妻子一同上任。他着力清理积弊，勤求民隐，为民请命，享誉一方。永和七年（351年），原会稽内史王述丧母，因丁艰而去职，诏令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魏晋时的士人雅好聚会，分小型和大型两种。小型者，随时随地，三五同好凑在一起，论文谈玄，乘兴而来，兴尽而散，很少留下痕迹;大型者，在十人有着类似想法与情绪的时代背景下，由大名士号召，确立时间、地点，遍邀名流参与，有主题、有内容，青史留名。西晋末年，曾有一次著名的“金谷会”。《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留下传世名作《金谷诗序》。过江之后，小聚会颇多，大型聚会却是久违。永和九年(353)之初，王羲之感到，士林间的忧国之心和人生感慨，如地火运行，期待着一次痛快淋漓的释放。自己何不效当年“金谷之会”，在会稽为本朝兴一场名垂青史的文化盛事呢。他把想法告诉了好友谢安、孙绰、都县等人，无不拍手叫好。于是，时间定在暮春之初的三月，地点选在秦望山下的兰亭，邀请会稽境内及吴越之地的文化名流“躬逢其盛”。兰亭，南距会稽城30余里，背依虎扑岭，濒临古鉴湖。兰亭的出名源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际，他常独自来此间种兰，其地得名“兰渚山”。明万历《绍兴府志》载:“兰渚山，有草焉，长叶白花，花有国馨，其名曰兰，勾践所树。”相传勾践的随从看到大王种兰辛劳，便修了一座凉亭，以供主人歇息，遂以“兰亭”名世。阳春三月，名士们陆陆续续来到会稽。号召并成功举办如此一场盛会，标志着王羲之在王导、郗鉴、庾亮、蔡谟等老一辈名士去世后，成为众望所归的新领袖。兰亭之会，名士们留下诸多诗句，王羲之更即兴挥毫《兰亭序》，书文并茂，意气高远，为东晋名士文采风流的典范。兰亭聚会自古至今被看作一场文坛盛事。在东晋的那个春花三月、兰蕙吐香的时节，一大队名士出会稽城向南迤逦而行。鉴湖之滨，山阴道上，“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一路行来，山色渐深，不过山皆不高，远处的秦望山颔首俯视着会稽，虎扑岭有如秦望山胸前的乳峰，精致玲珑，如诗如画。不少文士已然情不自禁，文思涌动了。魏晋时曲水行觞祓禊盛行，定为三月初三举行。魏明帝建第一个流杯亭，晋怀帝于洛阳天泉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文人的“修禊”不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就是洗洗澡，趁着风和日丽玩闹一番，它所负载的还有更深的意义，即“以游观为为政之具”，属文化传承中独具意象的活动，是一种精神的修隐、情操的陶冶。兰亭之畔，清流之间，与会诸人采就百花香草，洁身澡体，祭神欢宴。孙绰诗纪云:“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紫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伐木丁丁，求其友声”，一番敬神的礼仪之后，文人雅士在曲折的溪水两旁列次而坐，“立流杯曲水”。溪水把羽觞送到哪个人的面前，哪个人就即席赋诗，做不出诗的罚酒三觞。当时聚会的四十余人，王献之还在髫龄，长者庾蕴已“年甚其”。有二十六人作诗三十七首。王羲之作为雅集的发起者，举觞开篇: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曲水流觞间，除九岁的献之外，还有十多位耽恋闲散，只顾在山水间饮酒作乐，未赋诗者，自行罚酒三杯谢过。几轮之后，已得诗三十六首。王羲之掌觞，自首轮始发后，一直在低首悄吟，成诗五节，看大家都已交卷，便将已作挂了起来:悠悠大象运，转轮无停际。陶化非吾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曲水边的名士们或低吟或浅唱，好酒者更是频频举杯。放飞的诗情收束不住它的翅膀，时辰已晚，众人吟罢却不尽兴，都拿眼望着主人。面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具”的难得时刻，王羲之微笑，满饮一觞，来到案前。铺展蚕茧纸，换上那支精制的鼠须笔，沉思片刻，捋髯蘸墨，提神运腕，一字字写去——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自右军落笔始，诸人就随文感叹，啧啧称奇，待墨定笔停，大家齐呼“双绝”，这才是不朽之文，配不朽之书啊。王羲之第二天酒醒之后，意兴未尽，想复书一帖更理想的，然数月间“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有本朝文章第一圣手之名的孙绰，不想右军独美于前，殚精竭虑，补作了一篇《兰亭诗后序》，于辞章极尽华丽工整，虽也堪称佳作，但与王羲之的作品还是差了一筹。神来之作是无法复制也无法超越的。王羲之亦自念为得意之笔:“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兰亭序》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然而比文章更为神奇、影响更大的还是其书法——天下第一行书。全文共28行，324字，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兰亭十三跋》评，“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此帖契合老子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羲之于无意识中达了一种完美的境界、写出了最为纯正典雅、堪称万世楷模的大作品。《兰亭序》笔法精严，行云流水间形神兼备，达到了端华圆融的境界。对此尽善尽美的作品，后世名家虽竭力模仿，却都未能得其中真味。李煜《书述》云:“虞世南得其美蕴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气而失于伧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兰亭序》之艺术水准，已无须赘语。而流传的命运也颇为神奇。唐代刘《隋唐嘉话》记曰:“《兰亭序》，梁乱出于外，陈天嘉中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或以献晋王，晋炀帝也。帝不之宝。后僧果借拓。及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辩才得焉。文皇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欧阳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府。贞观十五年，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禇遂良奏:‘《兰亭记》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这其中的故事是十分传奇的。有一个 “萧御史计赚兰亭”的故事，广为流传。话说李世民登基后，下圣旨征集流传在民间的二王法帖以充实皇家收藏，虽然收获不小，但是传闻中的《兰亭序》始终不见踪影。坊间传闻此物王家七世孙智永和尚的弟子辩才手里，但辩才却矢口否认。太宗为此耿耿，食不甘味。御史萧翼便出了一个主意。伪装成落魄书生的萧翼来到位于绍兴的永欣寺，借居一间寮房读书。日久天长，逐渐与方丈也就是辩才和尚成为谈文论书见解相当的知音。一天，两人又在一起品评书法，聊得兴起时，萧翼取出随身携带的几件王羲之手札请辩才和尚鉴定，辩才看后，忍不住说道，你这几件真迹是不假，但不是右军最殊妙的东西，于是辩才从方丈室的房梁上取下深藏不露的《兰亭序》。萧翼知道作品下落后，趁辩才外出时取出《兰亭序》，将其快马护送回长安。李世民得到《兰亭序》后，“寝卧不离其身”，又让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比较著名的几个人临摹《兰亭序》，最后又把此书法神品带进了坟墓，千百年陪伴自己。绝伦之品，必有绝世之迹，以为后人不断追仰。彬宇“兰亭世绝伦”一语，可谓极矣。“坦腹东床”“坦腹东床傲，笼鹅素帖珍。” 颈联“坦腹东床”典出《世说新语》，郗鉴择婿时唯王羲之袒腹食饼不以为意，展现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这种超脱礼法的率真，与其书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形成精神共振。“笼鹅素帖”指以《黄庭经》换白鹅的轶事。道士索书时言：“若右军大人想要，请代书《黄庭经》”。此典故揭示王羲之“技道合一”的创作观：艺术超越功利，成为与自然生灵对话的媒介。其小楷《乐毅论》“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正是这种纯粹性的笔墨外化。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云：“（王旷）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这位卫夫人非卫铄，而是義之的母亲。王旷在王羲之二三岁时就教他握笔布线，虽属陶然之乐，并未过于严格，然阿菟却因天赋异禀，竟能描画得像模像样，六七岁时已颇具功底。张怀瓘《书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论》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義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这当然是逸闻。而对王羲之影响最大的，有其叔父王廙，更多的则是“卫夫人”。王羲之的姨母——卫铄，字茂漪，嫁与李氏以后，被称为“卫夫人”，常自署“和南”为号。被后世号为女书家第一人。卫铄是书法北派之祖卫瓘的侄女、卫恒的从妹、卫展胞妹。两晋期间，书法世家不在少数，然若论两座高峰，则非卫家和王家莫属，所谓“前卫后王”。两家门派皆祖钟繇，但卫家在创意上更为突出，在书界的地位，于西晋年间在王家之上。卫夫人虽属女流，承家风遗传，悟性极高，早有书名。王家与卫家素有通家之好，卫夫人是王羲之的近亲姨母，王羲之在七八岁时就在叔父的推荐下，成了卫夫人的书法门生。他一生中转益多师，但正式拜了师的只有卫夫人。卫夫人仔细考察了阿菟所学，感慨小外甥对书法的悟性与痴迷即所谓的生就异禀，更可贵的是他还肯下临池的功夫，这样的苗子真是可遇不可求啊。卫夫人的示范，让阿菟如临簪花之会。《笔阵图》之为图，上有卫夫人亲笔画就的标准笔法：“横”如千里之阵云、“点”似高山之坠石、“撇”如陆断犀象之角、“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雷、“努”如百钧弩发、“钩”如劲弩筋节。简简单单的点横撇捺，经过卫夫人的指点，变得生气勃勃。诸书家各有绝妙，篆书是“飘扬洒落”，章草为“凶险可畏”，八分书为“窈窕出人”，飞白书为“耿介特立”，倘能“每为一字，各像其形”，则“斯超妙矣，书道毕矣”。《笔阵图》中之七势，对后世的“永字八法”颇有影响。转眼数年，阿菟十二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枕箱中发现了书法的传世秘籍— 蔡邕的《笔论》。《笔论》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部传奇性的著作，作者传为蔡邕。蔡邕是大学问家，在书法上很有创造性。这本传授笔诀的著作，包括笔论、九势、篆势、笔赋等章节，被后世公认为研习真书、行书的必读之作。蔡邕死于董卓之乱中，《笔论》传至女儿蔡文姬手中，后为他的学生韦诞保存。大书法家钟繇知韦诞所藏，“苦求邕法，诞不与”。钟繇急得捶胸吐血，幸得曹操以灵丹救命。韦诞也是有狠劲，至死也不愿与《笔论》分离，将之随葬。钟繇更绝，索性掘墓开棺，盗出《笔论》。钟太傅效韦诞之道，死后亦让《笔论》陪伴。《笔论》在钟繇棺椁中躺了55个春秋后（285年），再次重见天日，辗转进入了王家。习读《笔论》的王羲之如虎添翼，“不盈期月，书便大进”，令卫铄称奇不已：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决》也，妾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子必蔽吾书名。”王羲之书法日进，卫夫人于授书之余，循序渐进地讲解书法源远流长的沿革故事。从仓颉造字到金石古篆，从李斯定制小篆到汉隶的形成，于今又出行草真书诸体的兆萌……给阿菟的感觉不但是满眼苍翠，更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期许。循道习字与学问渐长让阿菟插上双翅，不断登临书法的新高峰。卫夫人大力推荐羲之，说他的字有己之风却更硬朗，对笔势的研习说得上是“洞察精微”。王羲之是一个生性自由、钟情艺术的人，他在思考历史与人生的时候，对魏晋思潮的主旨——独立精神、自由创造深为认同。同时他也自觉地意识到崇尚自由并不等于否定儒学传统，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任何亠个时代都是头等大事，但认同儒学又不能简单地与忠于一家一姓画上等号，更不能将其规矩视为人生的全部内容。人生在世，不过短短的数十年，面对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为什么要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框限于从“一”而终的人为桎梏中？正值你方唱罢我登场之乱世，道义并不一定在执政者手中。在不断起伏跌宕的政治风雨后，王羲之看清了自己生命中真正的彩虹。秘书郎在世族子弟眼中，乃闲职一个，不可久留，但性情旷达的王羲之处之泰然，守职有年。他精研书法，笔底的功夫日渐深厚，为朝野所瞩目。《晋书·王羲之传》云:“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太宁三年(325)七月，晋明帝司马绍驾崩，王羲之为晋明帝书写祭祀用的祝版。晋成帝即位后，祝版上的词句有些要更换。工匠在削改时，发现王羲之写的这些字的墨迹透入木板竟达三分深。王羲之一时声名大噪，还帮他成就了东床快婿这一段佳话。当时因为王敦事件，王导正在朝中深感孤独之际。重臣郗鉴却向王家提出了选女婿的请求。郗鉴是高平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人氏，祖上也是汉代名宦。永嘉之乱后，郗鉴与许多百姓留在了山东,“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成为晋王朝坚守在北方的一座堡垒。亲身经历了永嘉之乱、江左重建全过程的郗鉴，虽忠于晋室，亦深知王家的树大根深，尤对王家世代文采风流仰慕不已。无怪郗鉴把选婿当作大事，他的掌上明珠名璇，字子房，自小灵慧好文不但熟读经书，而且书法超群，有“女中笔仙”之誉。郗璇及笄之年，便自谓女中张良，一般的贵胄子弟根本不入她眼。当父亲的对这才貌双全的闺女真是爱到了极点，也因此考虑周全到了极点。他向王导提亲，又怕王导随便送他一个女婿，特别让一位得力的门生求请王导务必让郗家自选。王导含笑应允。回府后，喻示子弟，有资格的全得到场，他要让郗家看看什么叫龙驹风雏。不料，郗璇的名声实在太响亮了，待郗鉴的门生一到，王家子弟“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没一个放得开的。王导却是不信，选婿本是随口应承的事，偌大京城，也找不出比我王家出色的人才，但咱们的这些子弟今天是怎么了？正在此时，那使者上前问道:“佳儿们是否均在此间？”王导便让管家带着使者随意进出，并点点人数。使者巡行到东边的一间耳房中，看到一位袒胸露腹的年轻人正在床上大嚼胡饼，并未正眼瞅来人。使者惊异：今日之会，众人衣光鲜，息声宁气，待考一般，这位是哪路神仙呢？上前一望，此人朗拔飘逸神情间更有一种淡定超然的意味，风姿竟在众人之上。这位公子，正是王羲之。他一生奉行“率性”之道，真诚地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人处世，讨厌任何装腔作势、刻意雕琢的行为，哪怕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于婚姻，他有自己的想法，顺其自然，相信缘分。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展示出来，对方欣赏，那便是情投意合的开始，这样才会天长地久。不管那么多！伯父家有如此多的美食，不吃岂不可惜，还是先吃再说。天热，竹风凉，衣冠楚如何躺卧，只好把那门面衣服脱在一旁……就在这时，相亲的人来了。郗鉴的门生回去向他汇报:“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郗鉴大喜:“这正是我的佳婿呀！等我证实一下就去提亲。”证实的结果，他就是那位门第高贵而不骄矜，生活简朴而志向弥坚，书法悟性天成，功力已“入木三分”的王逸少！从此，“东床快婿”“坦腹东床”，便成了士林掌故！ 当然，从更现实的角度讲，有了郗鉴这样一位岳父，王羲之的人生再一次大贵人临门，坐上了顺风船。王羲之娶郗璇为妻，两人堪称天造地设的一对。旧言“妇德母仪，声流闺阈”，郗璇可当。王羲之感到幸甚，真正遇到一位欣赏自己才华、理解文化追求的终身伴侣。与郗璇的结合，激发了他的艺术激情。相传，王羲之练书，除用笔纸书写外，还不时用手在身上画，竟至把衣服画破。一次与都夫人坐在一起又习惯性地把妻子的背当作了练字的工具。郗夫人感到很好笑，这让人看到不笑话吗？正想立起身来时，一阵灵光闪动，对丈夫说道:“人各有体，你在自己身上画好了，为什么还在别人身上画？”一句话点悟了王羲之：是啊，人各有体，我自己的书体是什么呢？从此立志创新。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悟到一些书法理论。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养鹅的道士听说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便说：只要王右军能为我抄一部《道德经》，便将拿些鹅送给他，王羲之欣然答应，这便成就了书成换白鹅的佳话。这也便是彬宇先生“笼鹅素帖珍”一句所指。《晋书》载，王羲之就是这样任性率真不做作。他曾经到门生家，看见几案光滑洁净，就在上面写字，真书草书各半。后来门生的父亲不慎把字刮掉了，门生懊悔了好几天。又曾经在蕺山看见一个老太婆，拿着六角竹扇卖。王羲之在扇子上写上字，每把扇子五个字。开始老太婆有些生气。于是他对老太婆说：“你只要说这是王右军的字，可以卖一百钱。”老太婆就这样对人说，人们都争着买。有一天老太婆又拿扇子来，王羲之笑着不说话。王羲之每每自称“我的字与钟繇比，可以和他并行；与张芝的草书相比，也可以与之同列”。他曾经给人写信说：“张芝在水池边学写字，池水都被墨汁染黑了，如果人们都像他那样爱好而用心，也不会比他差。” 颈联以两则经典典故，道出了王羲之的人格特质与艺术追求。既有“儒道合流”的处世智慧（为官济世与归隐超然），又揭示其书法“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将人格精神与艺术造诣熔铸为永恒的文化符号。飞白精神“谁言筋骨老，飞白见精神。”尾联“筋骨老”对应孙过庭《书谱》所评“右军末年多妙”，指其晚年书法褪去妍媚，归于“同自然之妙有”的质朴。《丧乱帖》中枯笔飞白如刀刻，将丧亲之痛转化为“重若崩云”的线条力度，实现“化苦难为永恒”的精神超越。“飞白见精神”既指技法上“八面用锋”的极致表现（如《快雪时晴帖》墨色枯润相生），更隐喻其儒道融合的生命境界，最终在书法中达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书法，展现了王羲之生命中的潇洒。晋人书尚“韵”,“韵”之极致，就是风度情操上的和谐自然、含蓄温婉。右军书不但卓荦潇洒，蕴藉风流，更为“书中之韶乐”——-具所谓“中和”之美。如张怀瓘《书断》云,“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汉魏至晋，书道为士人修身养性之艺，属“雕虫之技”，君子可为而不可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王羲之晚年所书，被公认为他书法的最高境界，其作品却无刻意为“法帖”之类，书法之于他更多地回归为修身养性之行，化入自由如意之境。这其中，也多少受到极具书法天赋的小儿子献之的激励。“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子敬以为父亲以章草为根基写大草，旧味过重，应当“改体”，创造出飘逸、恣纵的“今体”。王羲之“笑而不答”，实为他已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多年了，子敬的见识，只是让他把步子迈得更大。今人喜欢以时间来划分，认为王羲之晚年的书法最好。然《乐毅》出于永和四年(348)，《兰亭序》为永和九年之作，故上论为笔者所不敢许。《十七帖》乃公认的今草名卷，是王羲之与友人周抚书信集，前后达二十余年。从公元360年往前推，340年周抚参与桓温征西，两人就有了书信往还。这些书信都是随手而制，今草的成分居多，所以才被后人视为学习今草的“法帖”。草书发轫于秦之末，通行于汉，初期为“章草”，乃篆隶体的流便之用，其偏旁法则，概由篆隶省变而成，所谓“章草者，隶之捷也”。到东汉末年，“章草”基本定型。它以浓厚的隶书笔意、字与字之间各自独立、不连贯为特征有严格的法则。“今草”之创，一般都认为始于张芝,“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但因其作品极少，到东晋已绝。王羲之体张芝笔意，重作“一笔书”，还与王洽共同研讨，故后世有右军为“今草”创制之人的说法。这种草书新体，书写更为自由随便，笔势连通，一笔可书数字，流畅纵逸，隶意已经很淡了。但“今草”因其“简”而“难”，稍不以规制，便成“涂鸦”，所以非通家不触。张芝常云:“匆匆不暇草书”。王羲之也是把对“今草”的突破放在了探索的最后阶段。王羲之于书法艺术，终生研磨，晚年的作品，“章草”成分渐少，“今草”意蕴日浓。其草书呈旧中见新或新中带旧，两者兼备，水乳交融。《姨母帖》《寒切帖》《初月帖》等均为晚年所作，对新法的实践已娴熟。体式上以草书为主，以隶书的“波磔”为书写的根骨，仍有“拖”“绞”等用笔特征，行间变化无穷，意境更为连通。这使他的每一帖、每一字都有差异与特点。沙孟海先生说:“王羲之个人作品中，也尽有若干种不同风格。不但各帖之间有不同风格，《姨母帖》前两行与后四行亦截然两样。” 王羲之《书论》云:“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通则变，变则通，发之胸，本之源，方为大家。”议论王右军的作品，历来以《十七帖》为草书之宗，唐代蔡希综《法书论》曰:“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宋代黄伯思赞:“此帖逸少书中之龙也。”朱熹《晦庵论书》评道:《十七帖》“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王羲之草书《飞白帖》， 又名“飞白不能帖”，3行，19字。入刻《淳化阁帖》《大观帖》《澄清堂帖》《绛帖》《星风楼》《宝贤堂》。“飞白”是汉字书体的一种，以笔画中露白而得名。通常，对于笔画中的露白，人们称之为“渴笔”或“枯笔”。但飞白书中每一笔画都见渴笔。王羲之在《飞白帖不能帖》中说，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或作复与卿。王羲之称“飞白书”此书至难。又在《省飞白帖》中说，省飞白，乃致佳。造次寻之，乃欲穷本。无论小进也，称此将青于蓝。意思是，在书法中用飞白笔法，效果最美。飞白书太难了。王羲之说，我也写不好。其实卫夫人早就告诉他了。他只是谦虚而已。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已经提到“飞白书”，并说“窈窕出入如飞白”。这也正是彬宇先生书言：“飞白见精神”！王羲之的书帖，不但注重字的变化，更将通篇布白作为书者的美感追求。看王羲之的字，也不能确定哪一个更妙，但观王羲之的帖，却感觉没有一笔不恰到好处。“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而王羲之的书迹却是一字百种，千帖千面，气摄意统，有通达之韵却无势同之字。358年四月，郗夫人辞世。一生中，郗夫人与王羲之是闺房佳偶，两人举案齐眉，风风雨雨数十年相依为命。世界上最疼爱王羲之的人走了，这样的打击他何以承受。“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夫妻一场的梦想，刚儿孙满堂了，她却舍我而去！郗璇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所育八个子女。长子玄之二十来岁早逝已有书名为世人道；其他成年者，多为卓尔不群之辈，造就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族。郗璇无愧为书法家之母。进入晚年的王羲之，身体日衰，当年“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风姿已为荐苍老态所替代。本来书法家都是长命的多，智永活了百年，虞世南终年八十一岁，而王羲之就因为像当时人一样，断不了“服药散”，以致未能活到六十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热爱生命的王羲之还请来一位深通医术的道长前来诊视。《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到了这个时候，王羲之彻底转为坦然。他相信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对得起天地良心，书法上的探索更能不朽。一个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溅起如此的浪花足以死而无憾了。他召集家人交待后事。一如祖上王祥，首要者是把家风代代相传。同时特别叮嘱家人严格执行自己的“墓前自誓”。生前不再为官，死后亦无需加封任何名头，而且要像杨王孙那样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去,“以身亲土”，回归自然。旷古书圣于升平五年(361)末溘然去世，墓葬于金庭瀑布山下。新近发现的郗璇墓志证明，王羲之“右将军”是三品衔，而不是晋代职官志上规定的四品。千年岁月的检验，正与羲之的价值追求相吻合。后世没有多少人在乎这个官封的名号，但每一个中华儿女，提笔写字之际，都不会忘记“书圣”的风泽。随着时间推移，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后世推崇。以至到了清代，墓地整体建筑更趋完备。据《王氏族谱》及同治《嵊县志》记载，地面建筑计有金庭观、雪溪道院、花光水色楼、潺阁、高山流水亭、右军祠、书楼、墨池、鹅池、玩鹅亭、右军墓及墓道坊等十余处，如今多数已成遗迹。唯屋前路旁尚存千年古柏数株，苍劲依然。从墓道石坊穿过，有一条长200米、宽5米的墓道，依山势而筑，每隔八九级石阶，建有拜台一个，直达墓前。宽大的青石平台中央是王羲之墓冢，坐北朝南，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其子王操之墓地位于稍远的毛竹洞天。后来王氏子孙舍宅为观，王羲之隐居处就成了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二十七洞天金庭观，历史上香火颇盛。王羲之驾鹤远行之时，已确立了当朝书法第一人的地位，但与千古书圣的地位还有差距。王右军最终能坐上那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宝座，是因其遗墨所展现的无人可比的极致，以及他对各种书体创制定法的巨大贡献，经历了千百年书法发展史的检验。除了这些凝固的光辉外，王家一脉活泉的流传，也为“书圣”地位的确立建“护法”之功，为后继者津津乐道。王羲之不是王家的第一位书法家，也不是最后一位，但却是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自他登上书法之巅，其后代在这个平台上翰墨传家，各领风骚，名满六朝，垂誉隋唐。他们对右军书法的继承与弘扬，使之新体连续数百年得到人们的欣赏与认同，被巩固为书法楷模。王羲之的书法天赋自不待言，夫人郗璇亦是不让须眉的翰墨高手，他们生下的七儿一女，无不继承了他们的艺术基因。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与子敬书俱传……余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尤其王献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献之少负盛名，高超不凡，放达不羁，虽终日在家闲居，但形貌举止并不显得懒散，才华气度超过时人。他曾与兄长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访谢安，两位兄长多谈世俗事，王献之只随便说了几句问候寒温的话。离开谢家后，客人问谢安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小的优。”客人问原因，谢安回说：“大凡杰出者少言寡语，因为他不多言，所以知道他不凡。”后娶郗昙之女郗道茂为妻。王献之最初出任州主簿、秘书郎，后转任府丞。被挑选为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的驸马，屡辞不得，遂与郗道茂离婚。谢安十分敬爱王献之，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太元五年（380年），谢安因功进拜卫将军，王献之仍担任其长史。不久，授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入朝担任中书令。王献之因长期服散致疾，为避娶新安公主，又曾灸足，导致落下后遗症，最终于太元十一年（386年）病逝，年仅四十三岁。献之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精湛技艺，更以其大胆创新的精神，突破传统书法的束缚，开创出独具风格的 “破体” 书法，为后世书法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楷书体势开张，气峻韵和；行草连绵相属，气势奔放；独创“藁行之草”，“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另创草书“一笔书”纵逸豪放，俊爽流畅，为后世狂草奠定基础。存世作品有绢本墨迹《鸭头丸帖》、唐摹纸本《廿九日帖》、《送梨帖》《地黄汤帖》《鹅群帖》，传世刻帖有《洛神赋十三行》（又称《十三行帖》、《玉版十三行》）、《十二月帖》（又称《中秋帖》）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佚。献之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 “二王”，又与张芝、钟繇、王羲之一同被誉为 “中国书法四贤”，其书法作品如《鸭头丸帖》《中秋帖》《洛神赋十三行》等，无一不是传世经典，展现出豪放逸致、拔新领异的独特魅力，引领东晋书法走向全新的高峰，是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王羲之有一女，年序在凝之与涣之间，子敬有一书称“姊、三兄”，可知。小名似为“爱”(《二谢帖》有“羲之女爱再拜”)，另有书帖中以“刘氏”称之，盖因永和年间嫁到余杭刘畅家。《世说新语·品藻》注引《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父畅，娶王羲之女，生瑾。刘氏的书法素养得自家学，传与其女。刘氏之女嫁谢玄子谢瑛，生谢灵运。谢瑛早死，谢灵运全得母亲教诲，“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王僧虔《论书》云：“子敬上表多在中书杂事中，灵运窃写易其真本，相与不疑。”当时有“王家书法谢家诗”一说，而谢灵运所临书法，连他的舅公王献之都不能分辨真假，可见他亦是王家书法传人无疑。王羲之提携的后人中，有一位乃王治的儿子王珣。此子长成后，书法精湛写出《伯远帖》，与羲之献之的字帖并称“三希堂法帖”。王羲之的第二代，个个能文善书，延续到第三代，也是家风不堕，书法成为王家子孙立身行世特有的品牌。王献之以后六朝至隋二百余年间，是为新书体传承，积蓄能量，再掀高潮的重要阶段，这中间离不开四位大师的环环接力。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他们或近或远，均与王家血脉相连。羊欣书法传自子敬，羊欣于子敬之后独步书坛，传有《暮春帖》《闲旷帖》《移屋帖》及《笔精帖》等帖。《宣和书谱》和《淳化阁帖》收入他的行草《笔精帖》，书风如严霜之林，流风之雪。《论书》云:“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唐代窦泉《述书赋》评:“敬元则亲得法于子敬，虽时移而间出。手稽无方，心敏奥术。虚薄而不忘本分，纵而粗得师骨。遇其合时，仿佛唐突。犹图骐骥而莫展，塑真仙而非实。尔后王、羊谬同，众靡余风。”羊欣笔法师从子敬，但又颇具蔡邕、卫恒及右军书论之风，作《采古来能书人名》，堪称我国最早的书法家辞典。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自秦至东晋的六十九位书法大家，点明时代、官职、籍贯、师承及擅长书体，并稍加评价。各项所注，繁简不一，简者仅记五字、七字，如“秦丞相李斯”，详者如钟繇，用了九十五字，述其生平、学书经历、交流情形、所形成的书法特点等等。后人评该书颇具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属于书家品鉴之作。羊书虽不算巨制，终因其遴选精当，评品高妙而跻身书法史要籍，为书史家频频征引。羊欣传人著名者有萧思话、范晔，裴松之书法亦得羊欣笔意。王僧《论书》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则曰:“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孔，孔琳之，也是学小王书者。范哗后来把主要精力转向史学，著《后汉书》，不朽于另一领域间。王僧虔(426—485)，字简穆，为王羲之的四世族孙，王导的五世孙。宋孝武帝时，官武陵太守，后累迁至尚书令。齐梁时，当过侍中，是位简穆雅静之人，以文化传承为已任。王僧虔的父亲王昙，从父王弘、王徽都是擅名一时的书法大家。僧虔得家传，工隶、行、草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齐代宋后，太祖萧道成亦是书法的行家里手，好收集二王书法，据说达一万多件，日日描摹。萧以帝王之尊自视甚高，终有一天，忍不住心痒，想与王僧虔一比高低。《太平广记》记:“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章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南齐书·王僧虔传》记，萧道成曾“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皇上放长线钓大鱼，把王僧虔手上的书法珍品几乎收缴光。梁朝庾肩吾《书品论》称:“王僧虔雄发齐代。”有《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等书迹传世。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曰:“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虞龢《论书表》评:“僧虔寻得书术，虽不及古，不减都家所制，然述小王尤尚古，宜有丰厚淳朴，稍乏妍华，若溪涧含冰，冈峦被雪，虽甚清肃，而寡于风味。子曰:‘质胜文则野’。 是之谓乎。”更可贵的是，王僧虔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行世，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王僧虔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在《论书》之中表现出的识量。对于传承文化，王僧虔可谓不遗余力。他好文史，解音律，为了能保有前代古乐，一反简默的为人风格，数上表，也不怕逆了龙鳞。他有三个儿子，王慈善行书；王志擅长草隶；王俭以正书闻世。虞记曰:“子慈，亦善隶书。谢超宗(谢灵运孙)尝问慈曰：‘卿书何如?当及尊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犹鸡之不及凤。’时人以为名答。”南朝四大书法家中，萧子云是唯一与王家没有血亲关系的，但他师从王僧虔，属于王派书法嫡传，其成就与影响在书法史上不可或缺。萧子云生于南齐成名于南梁，自幼才华名世，文史俱佳，《梁书·萧子云传》载:“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萧衍最推重钟繇。萧子云对书法的主要贡献是“微变字体”和“创造小篆飞白”。他留给后世的名帖有正书《颜回问孝》等。萧子云的儿子萧特亦为大书家，时人比之卫氏父子。在传播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上，释智永可谓第一功。智永，字法极，人称“永禅师”，身历陈、隋两代，为王羲之七世孙，第五子徽之后裔。书法史上有萧子云传智永师之说。虽得萧子云之传，但却扮演了“书起六代之柔”的角色。萧所传以大令书法为楷模，自身又过于媚柔，唐太宗评萧书曰:“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无复王家朗秀风范。智永成年后，专从王羲之帖中学，把王羲之的气质传了下来。明项穆《书法雅言》曰:“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智永在永兴寺阁，闭门习书三十年，用废的笔头盛满五大竹簏，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智永成名后，求墨宝者络绎不绝，竟至踏破门槛，寺里不得不用铁皮裹上。这成就了又一典故“铁门限”。智永传播王氏书法，彻底打破了“秘传”的旧习，集王羲之《寒切》《丧乱》《十七》诸帖，书写正草《千字文》八百余本，为广大寺僧信众习字抄经的范本。《千字文》于今传世，笔力精到，法度严谨。而其所发“永字八法”之旨趣，为隋唐学者宗匠。后人对书道笔法的完备，是在“八法”基础上完成的。米芾说:“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何绍基云：“顾唐贤诸家，于使转纵横处皆筋骨露现，若智师《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二王楷书，俱带八分体势，此视之觉渐远于古。永兴得笔于智师，乃于疏密邪正处着意作姿态，虽开后来无数法门，未免在铁门限外矣。” 在后人的评论中，还是苏东坡的一段话说得最到位：“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一语中的者，妙传家法也。唐之后直至今日，各代书法家莫不习临永禅师帖,《千字文》无愧为古今学书者的最佳范本。智果、辨才、虞世南均智永书法高足。虞世南是智永外甥，因做过永兴的县官，世称“虞永兴”。他从小跟着智永，习书颇勤，尝于被中画腹，被传为美谈，妙得“二王”笔法。后来做了唐太宗的书法老师，孔庙落成时承旨书《孔子庙堂碑》亦称《东观帖》。传说以墨本进呈李世民，太宗把王羲之所佩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赐给了虞世南。从唐代开始，书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英才云集，星光灿烂，以王氏家族为书法传承主线的历史现象渐渐淡出，但王家的后代未丢书法传家的门风在流淌的书法长河中时有浪花飞溅。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逸少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亦名《王氏一门书翰》。宋代苏轼、米芾笔法亦从二王。他们初学晋书多从《集王圣教序》始，清代王澍在跋米芾《蜀素帖》中说:“《圣教》自有院体之日，故有宋一代无称道者，然苏、米诸公往往隐用其笔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绝未尝一字道及。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也，此卷实笔笔从圣教来，余临写之次，悄然有契特为拈出，不使千百后世为古人所欺，亦是一适。”这段话明白告诉了我们，《蜀素帖》是学习《集王圣教序》的。这位评点米芾的王澍，算起来应是王羲之第六十世裔孙，明末其高祖从金坛迁无锡居住。清雍正年间，常州知府游览惠山，见赵孟频所书木已腐朽剥蚀，就请王澍另书“天下第二泉”几个擘窠大字，勒置泉上。王禀始祖遗风淡泊功名利禄，著作甚丰，有《贡禹谱》《学庸本义》《学庸困学录》《程朱格物法》《朱子读书法》《白鹿洞规条目》等等。其《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是清以后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资料。王羲之的后裔以及认右军为师的弟子们，就这样一代代地把书圣笔法传至今天。有好事者作书法传承谱系图，由此可以读出“王家人”的贡献。附图于下，仅供参考。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828bbdd042eb1a182d828a6c107fdb94u1.png?imageView2/2/w/1260" />中国书法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光大，几千年里，涌现了多少划时代的书坛巨匠，各以自己特有的创造在书法史上留下不朽篇章，李斯、张芝、蔡邕钟繇、卫恒、王献之、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米芾、赵孟颓、董其昌……哪一位不令人仰望。王羲之生活的汉末魏晋之际，书法大家更是群星璀璨。要从这中间选出最顶尖的一个，谈何容易，即便某位大家的成就“空前”，亦难以断言其“绝后”。这需要时间洗汰、历史选择，绝非仅因得到同代人的推崇就坐上书圣的宝座。王羲之出身书法世家，少年成名，三十岁左右已是“洛阳纸贵”，但还说不上是当朝书法一人，同辈人中的庾翼、郗愔声名都在他之上,“初不胜庾翼、郗愔”。北游观碑归来后，王羲之揣摩钟繇、张芝旧帖，蔡邕书论,“研精体势”终于脱颖而出。他在《自论书》中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以上之论实右军的自谦，晚年的他，更早已脱壳而行，出于蓝而胜之。王羲之去世后，其书法凝固为“不变的存在”，其价值经历了与先前“古人”及后世“来者”的重重比照与择取。之前，主要是没有人超过被书界公认为“秦汉以来一人”的钟繇。很长一段时间里,“钟王”并称很是盛行。钟对王的压力，主要在传统与创新上，王羲之的“自成一体”能不能被认可，以及王是否超越于钟。因为钟繇为楷体之祖，魏晋书法家无不以宗钟自许，祖师爷的地位势难撼动。一直到梁武帝萧衍时，还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追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当朝皇帝褒钟抑王，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他自觉对王不公，又让当时有名的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作了新的述评:“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钟王并称，一时也就高低难见分晓。比之“古人”的压力来,“后来者”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这主要来自其子王献之。无论王羲之还是王献之，在升平初年之际，世人都感到他们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世说新语·赏誉》记,“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王献之决非浪得虚名，他“变右军为今体”，流畅、妍美的风格，被众多书家看好,“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羲之的书名为儿子所掩竟至百年，沈尹默先生于《二王书管窥》中对此作了精到的说明:“南齐人刘休，他的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休好右军法，因此大行。’右军逝世，大约在东晋中叶，穆帝升平年间，离晋亡尚有五十余年，再经过宋的六十年，南齐的二十四年，到了梁初，一百四十余年中，据上述事实看来，这其间，世人已很少学右军书体，是嫌他的书势古质些。古质的点画，就不免要瘦劲些，瘦了就觉得笔仗轻一些，比之子敬媚趣多的书体，妍润圆腴，有所不同，遂不易受到流俗的爱玩，因而就被人遗忘了，而右军之名，便为子敬所掩。唐初的书坛，王献之依然为当红明星，李世民也是先慕“王大令”。然而,当书界要在“二王”之中论出个高低时，经过全面的比较，天平逐渐倾向王羲之一边。这当然与李世民兴奋点的转移有一定关系。李世民好书法，书法他利用国家重新统一的时机，收集“二王”手迹藏至皇宫。欣赏、临摹羲之帖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羲之的地位应在献之之上。尤其是在得到《兰亭序》的真迹后，对之爱不释手，目为绝品，成为彻头彻尾的“大王”迷。当时房玄龄正奉命撰修《晋书》，太宗皇帝破天荒提出由自己亲撰《王羲之传》，在该传的最后，他写了段“制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军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桥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纵论书法源流，点评历代书家，最后推定王羲之为古今第一人。李世民位尊九五，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荦荦大观。他的评价自然成为一统唐人认识的定论。但书法毕竟不同于政治，皇上对书法家的鉴识、判断，并不能完全取代学者、书家内心的看法，尤其是李唐之后，人们完全可以排除权势因素，重新估量。有幸的是，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定位，如同《贞观政要》一般，经得起后人的挑剔、岁月的磨砺。估计太宗皇帝在思考的过程中，也贯彻了魏徵那句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与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书法家反复斟酌的。王羲之集古之大成，其笔势平和自然，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很合盛世之法；在楷、行、草几种书体的发展演进中，循古意、立新体、定格局，开新之变门。孙过庭《书谱》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圣的桂冠非王羲之莫属。这一结论，为唐初书法精英的精心打造，当其时为不二之评，不足为怪。难能可贵的是，王羲之书法古今第一人的地位，从此一锤定音，后人景从，罕有非议者。《圣教序》。王羲之《圣教序》虽然是唐人集字，但正是李世民撰文的集字碑，提升与巩固了王羲之书圣地位。因怀仁功力精凿，又是谨慎从事，终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用明人王世贞的话来说，是“备尽八法之妙”，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王羲之书圣的地位，自初唐确立后，为历代书家推崇不已。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说:“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惟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最有意思的是宋代米芾。先，米芾就大王尚无深刻了悟时，对王献之的书法情有独钟，描摹日久，便生出超越创新之心，发出了“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狂言。经过一段殚精竭虑的实验，终感右军之体乃巍巍高山。从此，对王羲之疯狂追慕，“自任腕有羲之鬼”。还自刻一方“羲之门下走狗印”。米芾学右军，在世时从不与人说，自为不传之秘。宋以后的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元代赵孟颖云:“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明代董其昌认为，“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清代虽以“北碑”与“南帖”对峙，右军的书圣地位却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无不对右军心悦诚服，顶礼膜拜。这种形势的定格，其根本之点就在于王羲之确立了字形、体势的“法度”，诚如明项穆《书法雅言》曰:“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王羲之作为千古书圣，影响力不仅仅限于文化人圈中，其在民间的知名度罕有其匹。他生前身后留下的许多故事，以鹅为友、书扇济贫、入木三分等书法趣闻，于所有能沾得上边儿的场合世代传诵。在他归隐的中，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与书圣化作一体。他曾经生活过的会稽、琅邪、临川、吴兴、庐山、永嘉、无锡、九江等地，无不留有墨池、鹅塘、石刻与逸闻。王羲之的一生中，或习字或临帖，或写信或上书，留下了大量墨宝，无不为世人珍爱。家人有保存，朋友喜珍藏，就是朝廷宫中亦以收集羲之手迹为幸事，再加上那些六朝间足以乱真的“临摹本”，羲之书迹垂爱后世久矣。遗憾的是，羲之亲笔所书的墨妙，几乎没有一件能够传至今天。王羲之谢世后不久，他的书帖便成为权贵们猎取的珍宝。桓温的儿子桓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至刘宋期间，搜访、宫藏王羲之法帖逐步制度化。宋孝武帝刘骏开始大量宝藏法书图籍。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内府旧藏“二王”书迹有十四帙一百四十五卷，又新增“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诏虞稣、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装治并鉴定。此后，各代皇帝循例搜求法书图籍。“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 书法真迹，求也帝王，毁也帝王。本来书画、藏书珍品集中于皇宫，难逃王朝更迭战乱的兵燹，已经“亡者十八九”了。南朝权贵更有一种“非属吾有岂予他人”的古怪心理，致使“二王”法帖的保存雪上加霜。桓玄东晋失利“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开了毁灭王书的恶劣先例。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54)，西魏将军于谨率军围攻江陵。萧绎见大势已去在投降之前，遣后阁舍人高善宝放了一把火，将梁朝积五十年之力搜蓄起来的“二王”及其他法书，连同“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尽焚于烈焰之中。这把火，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劫火，更是书法史上最惨烈的劫火，“二王”真迹，大多焚毁于斯。对此，沈尹默说，“二王墨妙，自桓玄失败，萧梁亡国，这两次损毁于水火中的，已不知凡几，中间还有多次流散，到了唐朝，所存有限”。沈先生所云的“中间还有多次流散”，其中最为惨重者乃是隋炀帝杨广造的孽。“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弑逆之后，并归字文化及，至辽城，为窦建德所破，并皆亡失。” 有限的“所存”，在唐代又经历了另一番命运。唐初数代皇帝酷爱右军书法。他们利用天下统一，政府动员能力强大的机会，在全国征集羲之墨宝入宫。“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征到真迹三千六百多件。皇家保存条件好，又有复制能力，本来是有利的，藏之于匣，埋之于地也未不可。然历史上聚之众、毁之众的例子太多了，羲之书迹不幸亦罹此难。《梦溪笔谈》说:“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太宗皇帝喜爱书法，武则天也是大好家。现传《王氏一门法书》，就是武氏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命弘文馆用勾填法摹之的纸本墨迹卷，称《万岁通天帖》。帖成之后，武氏将王家所献真品在威武殿上向群臣展示，然后将原本赐还。不知什么原因，王家后代未能保有此真迹，《万岁通天帖》摹本，便成了后人唯一能见到的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了。武则天后期，王羲之的墨宝逐渐流出宫闱，散入宗楚客、太平公主诸家。他们破败后，又复散向民间。唐末五代之乱，羲之书迹遭劫。到宋太宗时重新收集，仅得一百六十余幅，不足唐代一个零头了。此番收集的一大成果，便是编辑、刊刻了《淳化阁帖》。“二王”书法占据半壁江山。与唐朝相比，有宋一代王羲之的笔墨已是稀世之宝，难得一见了，所以才有米芾以死换帖的故事发生。有一次，米芾至真州，在船上拜访宰相蔡京的儿子、画家蔡攸。蔡攸拿出新近才得到的王羲之《王略帖》给米芾看，米芾看后，惊喜万分，赞叹不已，想拿自己的画与蔡攸交换。这可把蔡难住了。米芾见蔡攸迟疑不语，便说：“如果不换给我的话，我就跳江去死！”说完便大叫起来站到船舷上要跳下去。蔡攸无奈，只得把《王略帖》换给了米芾。米芾尽管冒了生命危险，但就亲见书圣手迹而言，总还算幸运者，在他之后，就几乎没有听到羲之真迹露面的消息了。这是因为，北宋末年书画图籍又遭一劫。到了清代，风流皇帝乾隆以九五之尊所收集的至宝“三希帖”，亦为唐摹本，可知羲之真迹难觅了。弘历在海内征集书帖时，得到三件绝世珍品，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麻纸墨迹本，为唐摹本)、王献之《中秋帖》(宋米芾临墨迹纸本)、王珣《伯远帖》(墨迹纸本，为王珣亲笔)。这时候，能得到唐摹本的书圣笔墨，已属天大稀罕。弘历大喜过望，视为真本收藏，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内专设“三希堂”供奉。《快雪时晴帖》的明刻石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闽浙总督杨景素辗转花重金购得，献于乾隆。为了完好地保存这套稀世珍品，特在北海北岸浴兰轩后增辟一进院落，建楠木大殿“快雪堂”，将石刻镶嵌于东西两廊内。这时期，以唐摹本为主，真真假假的羲之法帖存20余幅。现存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兰亭八柱亭”，原是乾隆皇帝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八根白石亭柱上分别刻着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柳公权临摹的八册《兰亭帖》。这些碑刻笔法遒劲有力，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佳作。唐代中期，唐王朝与日本国文化交流频繁，曾赠予日本大批文化艺术品书法墨宝居多,《丧乱帖》位列其中。学界通常认为，《丧乱帖》是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的。《丧乱帖》的现身，燃起了人们企盼右军仍有一帖真迹存世的奢望。因为《丧乱帖》是草书字帖，不像行楷“法帖”那样，书写材料多为藤、茧等所制的薄纸，书写时又规章严谨，很容易描画拓仿，多有勾摹本传世。唐以前，刻石亦多止于篆、隶、楷等，唐时才有行书，到草书刻传，已是于晋数百年后的事了，故草书传播不易，世人多不了然大师书迹。王羲之后期以草书为主，书写要用粗糙的“白麻纸”，特别是今草，只有用这样的纸张才能有完美的“飞白”笔意出现。所以右军特嘱，书写草书时，“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这就产生了问题，无法拓印。草书“飞白”的自然意趣，如同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窑变”每一帖都是不同的，就是作者自己临写也有墨迹变化的异常。唐太宗令众人临摹王书，双勾拓本的行楷可视同原作，以双勾摹本保存草书，就难保其真趣了，故多以名家临摹本传世，水平因人而异。后人不解右军法，见了书帖也不明其然，还要从后世大家的宗王作品中印证理解。“今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无唐摹本，只有唐临本。所以，今天很多人认为，如果书圣尚有一幅真迹存世，也许就是这幅用白麻纸书写的《丧乱帖》，至少也是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一幅。今天所见冠以右军名号的法帖，唐摹为最精本。这些摹临本，皆由翰墨高手所为，特别是双勾填墨的行楷体书帖，仿真程度高，不但形似，神韵亦存然遗憾也是存在的。沈尹默认为，摹拓本“虽然是从真迹上摹拓下来的，可说是只下真迹一等，但究竟不是真迹，因为使笔行墨的细微曲折妙用，是无法完全保留下来的”。不过，在羲之真迹不存的情况下,“还只能从下真迹一等的摹拓本里，探取消息”。启功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说明:“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勾摹的墨迹本。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勾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王羲之的主要传世作品计有：大观帖，中国北宋官刻丛帖。刻帖工作由龙大渊主持，蔡京奉旨书写帖内的款识标题。因刻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正月，世人遂称之为《大观帖》。刻成之后置于太清楼下，又称《太清楼帖》，也有称《大观太清楼帖》者。石刻成后拓本用以赐给，因此流传较少。《姨母帖》，王羲之代表作。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姨母帖》为唐摹本，6行，42字。作品书法风格，不类传世王羲之诸摹本。其朴厚而多隶意，殊少遒美俊逸之姿。《乐毅论》，四十四行，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列为第一。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一说唐太宗所收右军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现存世刻本有多种，以《秘阁本》和《越州石氏本》最佳。《哀祸帖》。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此帖为一组书信，据考证是写给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公元347—361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清人包世臣有《十七帖疏征》一文可以参考。《快雪时晴帖》，王羲之行书，纸本墨迹。纵23厘米，横14.8厘米，4行，28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平安帖》，王羲之书写尺牍作品。今存墨迹本为唐代双钩摹搨，硬黄纸本。纵24.7厘米，4行27字。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丧乱三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合裱卷。含《丧乱帖》，八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一纸。日人有总称为《丧乱帖》者。纸本，纵26.2厘米、横58.4厘米，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其中代表为《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圣教序》。王羲之《圣教序》虽然是唐人集字，但正是李世民撰文的集字碑，提升与巩固了王羲之书圣地位。因怀仁功力精凿，又是谨慎从事，终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用明人王世贞的话来说，是“备尽八法之妙”，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历代学书者奉为学习行书的典范。局部欣赏如下：尾联“谁言筋骨老，飞白见精神”以辩证哲思收束全诗，既反驳“人老技衰”的世俗偏见，又揭示王羲之晚年艺术“返璞归真”的至高境界——“筋骨老”暗合《书谱》“人书俱老”之说，喻其书法褪去妍媚，如《丧乱帖》枯笔飞白中凝练沧桑，而“飞白见精神”则以墨色枯润相生的技法，隐喻其超越生命局限的永恒性：笔锋游走如惊蛇透水，在枯涩中迸发道家“虚室生白”的澄明，更以儒者济世之志（为官力谏）与隐者超然之心（归隐寄情山水）的融合，最终将个体生命的衰老升华为艺术精神的永驻，诠释“技进乎道”的终极命题——艺术不朽，恰在笔墨枯尽处重生。彬宇先生全诗以五律严谨结构，浓缩王羲之书法艺术与人格魅力：1. 时空交织，虚实相生首联以“笔阵”“兰亭”勾连其书法革新与传世经典；颔联以“流觞”“游鳞”融合雅集场景与笔墨意象，虚实相映。2. 典故点染，形神兼备颈联选取“坦腹”“笼鹅”两大轶事，既显其名士风流，又暗含书道源于自然的艺术观；尾联以“飞白”呼应“筋骨”，凸显晚年创作的生命力。3. 美学深意，超越技法全诗贯穿“自然造化”与“人文精神”的交融，暗合王羲之“侔造化，得妙悟于神会”的美学思想。其书法“尽善尽美”，不仅是技艺巅峰，更是魏晋风度的诗意凝结。概言之，彬宇先生此诗以凝练笔法，多维刻画“书圣”形象——既是开宗立派的艺术巨匠，亦是寄情山水、率性天真的魏晋名士。其书法“中和典雅，备精诸体”，千年后仍以“天质自然”启迪后世。彬宇严整的五言功力，融史笔、诗心、书魂于一体，通过“笔阵”“龙鳞”“飞白”等意象蒙太奇，将王羲之的书法革新、人格境界与历史坐标凝练为诗化的美学符号，实现了“诗书合璧”的古典艺术巅峰。以“兰亭雅集”为经，以“儒道交融”为纬，揭示了艺术创新需在师古中破茧、在苦难中涅槃的真谛；更以“飞白见精神”的终极叩问，将个体生命有限性升华为艺术永恒性——笔墨枯润间，既镌刻着“技进乎道”的东方智慧，亦昭示文明传承中“人可老而艺不朽”的精神超越，为后世立起一座跨越千年的文化丰碑。（本文多参考《旷古书圣王羲之传》·徐斌，特此感谢）张红星教授注解：笔阵：比喻书法。谓作书运笔如行阵。晋·王羲之 《题＜笔阵图＞后》：“夫纸者，阵也；笔者， 刀鎙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清·吴伟业 《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诗：“此卷仍逃劫火中，老眼纵横看笔阵。”喻指王羲之书法如军阵般气势恢宏，开创了行书新格局。其用笔“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打破汉魏古拙书风。兰亭：亭名。在浙江绍兴市西南之兰渚山上。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王羲之、谢安等同游于此，羲之作《兰亭集序》。此处特指《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章法如“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二十余“之”字无一雷同，展现超凡创造力。世绝伦：强调其书法成就超越时代，后世称“书圣”，影响中日书法千年。绝伦指无与伦比。 《史记‧龟策列传》：“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流觞：古代习俗，每逢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 三国·魏以后定为夏历三月初三日)，人们于水边相聚宴饮，认为可祓除不祥。后人仿行，于环曲的水流旁宴集，在水的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称为“流觞曲水”。晋·王羲之 《兰亭集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宋·苏轼 《和王胜之》之二：“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曲水：古代三月三上巳节人们就水滨宴饮， 认为可祓除不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与为乐，称为曲水。晋·王羲之 《兰亭集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唐·元稹 《代曲江老人》诗：“曲水流觞日，倡优醉度旬。”此处指兰亭修禊时“曲水流觞”雅集场景。王羲之与谢安等名士饮酒赋诗，后作《兰亭集序》，融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思。宝墨：泛指珍贵的书画。宋·苏轼 《书归去来阳关二图后》诗之二：“两本新图宝墨香，樽前独唱《小秦王》。”涌龙鳞：喻书法线条如龙鳞般闪耀灵动。其行书“遒美健秀”，用笔内抵转锋，似水波流转；《兰亭》笔法“若断若连，气韵生动”。 坦腹东床：典出王羲之“东床快婿”轶事。郗鉴择婿时，众人矜持，唯羲之坦腹食饼，尽显名士率真风骨。笼鹅素帖：以笼置鹅。《晋书‧王羲之传》：“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 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后以“笼鹅”指王羲之以字换鹅事。唐·李白 《王右军》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此处指王羲之以《黄庭经》换白鹅之事。其爱鹅观其体态，悟书法执笔、运笔之理，将自然意趣融入书道。筋骨老：反用“人书俱老”之论，赞其晚年笔力更臻化境。如《丧乱帖》由行楷渐入狂草，情感激越而法度不失。飞白：书法技法，枯笔露白如飞动。亦作“ 飞白书 ”。 一种特殊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 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汉魏宫阙题字，曾广泛采用。唐·张怀瓘 《书断》上：“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羲之飞白书“遒润自然”，晚年书风“潇洒飘逸中见刚正风骨”。</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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