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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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贺麟绘制《生财有道白圭》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e5566e61faa91c17844b240c7c9dedb0u1.png?imageView2/2/w/1260" />戊子岁讲学怀白圭五律德行连格局，眼界定胸襟。人弃当知取，时来不必寻。权衡通万物，仁义聚千金。造命在为善，生财凭一心。黄德劲先生评析：一首简洁的五律，意味隽永，启迪良深。彬宇先生全诗采用五言律诗体例，对仗工整，如“德行连格局”对“眼界定胸襟”，“权衡通万物”对“仁义聚千金”；押韵严谨，襟—寻—金—心。诗中“人弃当知取”，直接化用白圭核心经商策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简驭繁地概括其逆向思维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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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聚千金”“造命在为善”等句，则将儒家“仁”的理念与商业成功巧妙结合。白圭主张商人需具“仁不能以取予”之德，即在取（获利）与予（让利）间平衡，如灾年低价售粮济民、丰年购粮稳市，体现“义利共生”。诗中“仁义”二字，正是对其“以商载道”思想的提炼。“权衡通万物”暗合白圭“乐观时变”的天道观。他通过观测岁星运行（太阴纪年法）预判农业丰歉周期，制定“太阴在卯则穰（丰收），至午则旱”的囤积策略。诗中“时来不必寻”即强调顺应周期规律，而非强求时机。全诗用极精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一、白圭逆向思维与长期主义的商业策略。此策略被后世荣宗敬（近代棉纱大王）、陈嘉庚（橡胶产业）等继承，亦与巴菲特“别人贪婪时恐惧”的投资哲学相通；二、“四德”伦理框架下的商人素养。 白圭提出商人需兼备 “智、勇、仁、强” ，诗中“德行”“眼界”“权衡”等词皆呼应此标准。此框架将商业拔高至治国用兵之境，打破战国“重农抑商”的局限；三、商业与生产良性循环的经营之道。白圭首创“以商促农”模式，向农民提供优质粮种（“长石斗，取上种”），助农增产的同时保障自身货源，跨地区物资调配（如产茧区购丝售粮、产粮区购粮售丝漆），促进全国商品流通。诗中“生财凭一心”的“心”，即指此惠及民生的商业初心，而非唯利是图；四、从“治生之术”到“商圣”神格的商业伦理。白圭被宋真宗敕封为“商圣”，成为与范蠡并列的“文财神”，其神化过程蕴含传统财富观，即财富正义性，强调“生财有道”，商人需通过智慧与道德积累财富，而非欺诈掠夺。明清商帮（徽商、晋商）祭拜白圭时诵读《商戒》，将“勤俭为先，诈伪为禁”写入号规。此与古希腊财神普路托斯的盲眼形象（象征财富分配不公）形成对比，彰显中华商业文明中德本财末的价值观。白圭的塑像，往往手握算筹而非元宝，象征商业本质是推动民生进步的桥梁。此诗以八句四十字，凝练了中华商魂跨越两千年的精神内核——财富创造终需回归人性修炼与价值共生。白圭，名丹，字圭。有说生于周贞定王六年（公元前463年），卒于周显王四年（公元前365年），东周洛阳人。早年拜孔子弟子子夏为师，相传鬼谷子将“金书”的致富之计传于他。晚年著《商经》八十章刊行于世，天下商人皆效法。曾在魏国做官，在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当时正值商业迅速发展，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孟子》《吕氏春秋》都有记载，《史记》《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周天子赐白圭为“天下第一商人”，宋真宗皇帝敕封白圭为“商圣”。白圭因此被历代商人奉为“祖师爷”，有“人间财神”之誉。谨依彬宇先生诗意，逐联简析之。德行连格局，眼界定胸襟。首联严格遵循五言律诗“二二一”节奏（德行/连/格局，眼界/定/胸襟），以“德行—眼界”呼应白圭“智勇仁强”四德中“智”与“仁”的辩证关系。“德行”与“格局”、“眼界”与“胸襟”两组抽象概念，通过动词“连”“定”动态联结，形成因果链条。其中化用了白圭政治经历：其任魏相时因见堤防蚁穴而谏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将“德行”具象为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格局”则指向治国视野。“连”“定”二字如榫卯，暗喻商人需以道德为根基、以远见为框架构建事业。此联揭示 “商道即人道” 的辩证关系，白圭的德行非空泛道德说教，而是将商业置于民生大格局中。格局“连”——其赈灾平粜（灾年低价售粮）行为，既稳定社会秩序，又建立长期客源，实现“义利共生”；眼界“定”——专注民生必需品（“欲长钱，取下谷”），避开珠宝暴利陷阱，体现战略定力。《韩非子·喻老》中专门提到了白圭之“先见之明”，之“防微杜渐”，这正是白圭为政时留下的佳话：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白圭少年时期，拜孔子弟子子夏为师。经子夏推荐，入仕魏国，魏文侯时为中卿。当时的魏国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地处边境，常遭秦军袭扰。由于白圭的倡议，魏都由少梁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迁都后的大梁，南抵江淮，北通燕赵，又可俯视魏国全境，占据了绝佳的“地利”，这都是白圭的良策。魏文侯时，魏国逐渐兴旺起来。秦国屡派军队进犯魏国边境，白圭向魏文侯推荐吴起为大将，西伐秦国，不仅收复魏国失地，又连拔秦国五城，军心大振。之后，魏文侯采纳白圭“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戍边良策，封吴起为西河守，从此，魏国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来，白圭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国，统管魏国军政大权。在此期间，白圭大展治水才能，以擅于铸造堤坝著称，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韩非子·喻老》中的一段，便是评价白圭办事谨小慎微，提前防备了水患。白圭在筑堤过程中，不墨守陈规，大胆进行了许多创新。他采用“大其下，小其上”，“其斜三分去一，大防外斜”的修筑比例，就是把堤防的横断面修成底宽而顶窄的梯形，背河面边坡比为三比一，临河面边坡还要更缓，使得堤防非常稳固，并确定堤防的距离为“堤去河二十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就是河两岸的堤防相距达五十里左右，堤埂虽不能做得十分规整，但平日里河水主流总可以在宽阔的两堤之间自行流动；而到了洪水易发期间，又可以容纳较大的水量，不致漫溢泛滥，淹没田舍。为了加固堤防，他率人“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就是说在堤埂上种灌木，栽柏杨树，这样一方面可以坚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一旦决堤，还可以就地伐木来堵住决口。在不需要防汛的年份，民众又可以伐作木料，可谓一举多得。白圭的防洪方法，主要是依靠堤防，勤查勤补，一发现小洞，立即填塞，不让其由小洞而逐渐扩大、决口，造成大祸。所以白圭任魏相期间，魏国基本没有闹过水灾。白圭发现穴居动物对堤防的侵害十分严重，尤其是白蚁和獾这两种动物，对堤防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白蚁在堤防腹坝内营穴，不断生长繁衍，巢穴也就不断扩大。有时它们竟然能将堤防腹坝掏空，人们却很难从外部发现，一旦水涨，水流冲刷蚁穴，很容易造成大堤溃决，水泛成灾。为了消灭这类敌害，白圭不辞劳苦，起早摸黑，仔细观察白蚁的生活习性，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从而能够很精确地从外部的迹象发现堤内的蝼蚁之穴。针对蝼蚁之患，他想出了“挖、塞、灌、熏”等根治办法。所谓“挖”，即挖出蚁穴；“塞”即用黏土和泥浆堵塞蚁穴；“灌”即用有毒之水灌注蚁穴；“熏”即用毒烟熏杀白蚁。以上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大堤的安全，白圭也因擅长堵塞堤防和消除蚁穴而著称。在孟子来到魏国时，白圭曾经自夸自己治水堪比大禹，被孟子所讥讽，当然也可能是孟子的戏作。同时也留下了两人关于如何抽税的讨论。《孟子·告子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水——降水者，洪水也——一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参考译文白圭说：“我治理水比大禹还强。”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注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又：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 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参考译文白圭说：“我想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有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怎么样？”白圭说：“不可以，因为陶器会不够用。”孟子说：“貉国，五谷不能生长，只能长黍子；没有城墙、宫廷、祖庙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往来送礼和宴饮，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便够了。如今在中原国家，取消社会伦常，不要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能够使一个国家搞好，何况没有官吏呢？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重的，是大桀小桀。”）不论孰对孰错，皆可以确信的是，白圭的智慧和水平，与圣人同阶，故能名垂千古，成就一番事业。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白圭以有形之手调控全国，凸显了其高明的经世济国富民兴邦的本领。魏文侯欲称霸，借中山君杀魏将乐羊子之机，命白圭统帅三军，乐羊为大将，魏太子子击押运粮草，北伐中山国。中山国是个千乘小国，不抵魏军，军队弃城溃逃，乐羊报仇心切，杀人无数，白圭不忍百姓涂炭，下令撤兵。此后，白圭向魏文侯辞去相国职务。魏文侯赠白圭价值连城夜光玉璧，以使白圭留任，但白圭辞意已决，决定继承父志，以商为业，正式投身商海。白圭的出生地洛阳自古商业发达。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追逐利润是洛阳人的传统。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极高的商业天分，最终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发展迅速，商人队伍庞大，因此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无疑，白圭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成就非凡。首联“德行连格局，眼界定胸襟”以五言对仗的凝练形式，揭示了白圭商业智慧的核心逻辑：德行是构建战略格局的基石，眼界则决定了商业胸襟的广度。白圭像手握算筹而非元宝，恰是此联的具象化——算筹象征以德行权衡万物，以眼界丈量天下。人弃当知取，时来不必寻。颔联直接化用白圭核心策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当知”“不必”构成否定性强调，形成反常规逻辑张力。“取”字暗含主动攫取商机的果决，呼应其捕捉时机“若猛兽鸷鸟之发”的比喻。“时来不必寻”暗藏白圭天文预测术，通过太岁运行周期（如“太阴在卯则穰，至午则旱”）预判农业丰歉，将商业规律升华为自然天道，赋予“时”字哲学重量。白圭在邯郸目睹粮贱伤农，以高于市价收购陈粮；次年大旱时低价售粮，同时收购滞销手工业品。此“取予循环”既解民困，又为下一轮交易储备货源。白圭认为商机蕴于自然规律而非强求。当棉花丰收遭抛售时，他逆势囤积；待阴雨致棉歉收，再高价售出。其“待时”如兵法伏击，“若猛兽鸷鸟之发”。此联总结了白圭的商业兵法—— “周期穿越者的生存法则”，“取”的智慧与“与”的哲学。取的本质是识别商品“错位价值”。如战国商人争购珠宝时，白圭深耕粮食贸易，因民生需求具有抗周期韧性；“与”即拒绝囤积居奇。灾年售粮时坚持“予之丝漆”，保障手工业者生计，维系产业链平衡。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对此，白圭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支撑的。白圭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提出了好商人必备的素质：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宗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对于此，《史记》与《汉书》皆有差不多精彩的记述。《史记·货值列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穀，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汉书·货值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时机的本领，他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白圭的这套商情预测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农业经济循环论，这表现出白圭极高的知识水平和高远的眼光。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白圭创造性地继承、应用了前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他曾经极为自负地说，他治理生产，经营买卖，就像古代的伊尹、吕尚运用谋略治理国家，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样。白圭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经营，证明他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总结下来，白圭的“商道”有五：一、反其道而行。 “乐观时变”，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是白圭提出的理财决策思想。“乐观时变”，就是《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强调用兵“因敌变化而取胜”，以及吴起的《因形用权》（《吴子论将》）等的应用。乐观时变有三个层次：第一，十二年中天时和年景是按规律循环的（十二年是木星绕天的一个周期），十二年中，每六年有一个丰年，两个丰年中间有一个旱灾之年，即“六岁穰，六岁旱”；第二，季节不同，经营活动也要不同，粮食收割季节，应收购粮食，蚕丝季节，应收购帛絮，卖出谷物；第三，除了年度变化、季度变化之外，还要掌握即时变化。供过于求，人们争相抛售，就及时收购；供不应求，人们争相购买，就及时出售。白圭是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12年每年销售额翻番的商人。白圭说的“时变”包括了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这正是利用的“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二、动如脱兔。《史记》和《汉书》皆记载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在发现好的时机时，绝不迟疑，绝不观望，绝不手软，才是一名真正顶尖的商业猎手。三、智勇仁强。白圭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四、精于取舍。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五、薄利多销。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民众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颔联“人弃当知取，时来不必寻”如青铜鼎铭般简朴厚重，浓缩了白圭“反周期操作”的商道精髓。逆向思维是行动纲领（“人弃我取”），天道规律是决策根基（“时来不必寻”）。“取”是反人性贪婪的勇气，“不寻”是洞察规律的智慧，二者铸就穿越周期的商圣之道。权衡通万物，仁义聚千金。颈联“权衡”本指计量工具，此处双关既指市场供需平衡（如白圭“丰年购次等谷自用，购上等种售农”的精密计算），亦喻道德取舍（“仁不取予”的伦理尺度）。“通万物”以道家语汇包裹儒家济世观，揭示其跨区域物资调配（如产粮区购粮售丝、产丝区购丝售粮）对商品流通的推动作用。“仁义聚千金”颠覆“为富不仁”的世俗认知。白圭保障手工业者生计，使道德信用转化为客户黏性——此即“聚千金”的实质，社会资本积累远重于货币积累。白圭“薄饮食，忍嗜欲，与僮仆同苦乐”，降低运营成本；灾年无偿赈济农民，赢得信任，使“仁义”终成“千金”之聚。此联破解了“义利悖论”的千年迷思。通万物在“利他”，其跨区物资调配（产粮区购粮售丝、产丝区购丝售粮），促进全国商品流通，成就最早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雏形；聚千金靠“共生”，明清晋商票号将“仁不取予”写入号规，徽商祭白圭必诵《商戒》，证明道德信用可降低交易成本。白圭认为真正的商人，不应惟利是图，需要大智大勇，但更要有仁义之心。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即便无利也乐意为之。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又利于人民生活，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他称自己为“仁术”。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准很高，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正是既要懂“权衡”，又要立于“仁义”之上，才能“通万物”“聚千金”。在战国时期，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而且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比较低的，但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因此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把经商等同于治国统兵，没有极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是做不了好的商人的。这正是白圭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颈联“权衡通万物，仁义聚千金”破解了千年义利悖论——“权衡”是洞察规律的智慧（通万物），“仁义”是利他共生的伦理（聚千金）。“通万物”需冷眼观市（智），“聚千金”必热肠济世（仁），二者如阴阳相济，铸就商圣之道。造命在为善，生财凭一心。尾联“造命”呼应白圭弃官从商的生命抉择，谏修堤防被拒后，以商业践行济世理想，将“为善”嵌入商业模式（如灾年售粮限购防奸商倒卖）；“一心”浓缩其“智勇仁强”四德，“凭一心”暗合宋明理学“心即理”思想。白圭被宋真宗封“商圣”而非“财神”，因其像手握算筹而非元宝，象征财富创造的本质是心性修炼与社会价值创造的统一。“造命”体现了白圭弃官从商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将“为善”嵌入商业模式。“为善造命”如同稻盛和夫“以利他心突破困境”，日航破产重组时，奉行“敬天爱人”理念，坚持不裁员而激发员工使命感；“一心生财”则在数字时代演进为“价值观驱动增长”，一切凭借“一颗心”，这颗心到底置于何处？是为公为私，为善还是为恶，为眼前还是为长远？白圭以善造命，也以一颗善心，成为财富敌国的巨贾。他开办了历史上最早的商学院，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矣”。他的这些说教和理论，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获得成功经验。商人很少有嫡传弟子，商业知识更像是公共知识、社会知识，而不是单打独斗，私传秘授的学问。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也有欲望，但真正变成一门学问，则是商人的自我修养。这种自我修养，不是能够教会的。所以，现在商学院的教授老师，大部分不是商人，因为在社会上打拼，靠的都是综合素质和悟性。商人很少有私有思想，有的都是公共的，遵循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和市场规律的公共思想。白圭最伟大之处，也正是以一颗仁心，做一个国家民族的商人。这是白圭留给中华民族的经商理念和经验。尾联“造命在为善，生财凭一心”，以“为善”破天命桎梏（白圭弃官从商，以商业践行济世理想），“一心”凝四德修为（智勇仁强的商道心法），揭示财富本质是利他实践与心性修炼的统一。白圭手握算筹，算通天下，算筹丈量的是天道盈亏，一心贯通的是义利疆界。从彬宇先生的五律里，我们可以读到白圭思想的精华在于：‌“顺势而为，平衡利己与利他”‌。他独创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商业法则，揭示了市场波动的本质是人性与周期的共振，教导现代人以逆向思维捕捉价值洼地；其“取与之道”则强调商业需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如同治水般疏导供需而非掠夺式获利。白圭将天文观测转化为经济预判的智慧，更启示我们真正的商业成功，始于对自然规律与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成于在利益博弈中坚守底线、构建共生生态。概言之，彬宇先生全诗以五言律诗之简净容器，熔铸三重商道真谛：哲学维度：义利共生首联“德行连格局”奠基（修堤防患的政德转化为“仁不取予”商德）；颈联“仁义聚千金”破局（灾年“予之丝漆”的利他共生），破解千年义利悖论。策略维度：反周期智慧颔联“人弃当知取”为核（丰年收粮、荒年售粮的逆向操作）；融天文规律于商机（太岁周期预判农业丰歉），比巴菲特“逆向投资”早两千年系统化。精神维度：心性即生产力尾联“一心”四德（智察周期、勇赴履约、仁济灾民、强守诚信），将商业升维为修齐治平的实践道场。终极叩问：全诗如青铜鼎铭——“取予”是穿越周期的舟楫，“一心”是安顿财富的锚点。当期货市场的电子屏闪烁如星图，白圭的玉衡尺仍在转动：真正的商魂，终需向利他处寻归宿，于天道中证菩提。张红星教授注解：德行：道德品行。 《易‧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孔颖达疏：“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 《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晋·葛洪 《抱朴子‧循本》：“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宋·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眼界：目力所及的范围。 引申指见识的广度。唐·王维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宋·汪莘 《乳燕飞‧感秋采楚词赋此》词：“云中眼界穷高厚，览山川，冀州还在，陶唐何有！”元·武汉臣 《生金阁》第一摺：“来到这郊野外，是好眼界也呵。”造命：谓掌握命运。汉·刘向 《说苑‧奉使》： “ 秦 楚毂兵，秦王使人使楚 ， 楚王使人戏之曰： ‘子来亦卜之乎？’对曰： ‘然！’‘卜之谓何？’对曰： ‘吉。 ’ 楚 人曰： ‘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 王方杀子以衅钟， 其吉如何？’使者曰： ‘ 秦·楚毂兵，吾王使我先窥。 我死而不还， 则吾王知警戒， 整齐兵以备 楚 ， 是吾所谓吉也。 且死者而无知也， 又何衅于钟， 死者而有知也， 吾岂错 秦 相 楚 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 夫杀人之使， 绝人之谋， 非古之通议也。 子大夫试孰计之。 ’使者以报楚王， 楚王赦之。 此之谓造命。”《新唐书‧李泌传》： “夫命者，已然之言。 主相造命，不当言命。 言命， 则不復赏善罚恶矣。”明·吕坤 《答孙冢宰立亭论格物第二书》： “今夫射者，省括审度，佽决拾，视彀率……矢之中不中造命于此时矣。”为善：犹行善。《书‧泰誓中》： “我闻吉人为善， 惟日不足。” 《国语‧齐语》： “夫是，故民皆勉为善。”南朝·梁刘孝标 《辩命论》： “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清·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 “劝使为善，诫使勿恶。”生财：增加财富；发财。《礼记‧大学》：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 为之者疾， 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宋·王安石 《与马运判书》：“盖为家者， 不为其子生财， 有父之严而子富焉， 则何求而不得？”一心：一个人的心意或整个心思。 《庄子‧天道》： “其动也天，其静也地， 一心定而王天下， 其鬼不崇， 其魂不疲， 一心定而万物服。” 《孟子‧告子上》： “一人虽听之， 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 思援弓缴而射之。”唐·陆龟蒙 《风人诗》： “十万全师出，遥知正忆君， 一心如瑞麦， 长做两岐分。” 《宋史‧岳飞传》：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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