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金声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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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贺麟绘制《金声玉振朱载堉》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62a6a297d32b50e25093b4b0aacf5a40u1.png?imageView2/2/w/1260" />丁酉岁怀朱载堉七律异代弦歌破晦明，藩篱弃却守孤檠。融通天算开关钥，勘校历书握玉衡。自律焉能成自虐，雄才方可立雄名。八音丕振黄钟吕，四海轰传大雅声。黄德劲先生诗评：彬宇先生怀朱载堉七律以凝练的律句、恢弘的意象，将一位明代科学巨匠的孤独探索与永恒光芒熔铸其中。当“金声玉振”从孟子赞颂的德性符号，蜕变为朱载堉实证的科学法则，历史在此刻证明——理性计算与艺术感知的精密平衡，必将奏响人类最文明壮丽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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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以“弦歌”“天算”“玉衡”等意象，将抽象的科学理论（如十二平均律、天文历算）转化为可感的文化符号，形成科学与诗意的共振。“融通天算”对“勘校历书”，以精炼语言概括其跨领域成就；“自律”对“雄才”，通过矛盾修辞凸显其人格与学术的辩证统一； “守孤檠”“弃藩篱”等语，暗合其七让王爵、隐居著述的人生选择，揭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依附权力，以学术为终极价值，体现了对仗工稳与善用意象的史笔风骨。朱载堉（1536年—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九峰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清世子”，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明代著名律学家（有“律圣”之称）、历学家、音乐家。朱载堉为明太祖九世孙，明朝郑藩第五代世子。朱载堉深受父亲郑恭王修德讲学、布衣蔬食、能书能文、折节下士的影响，自幼俭朴敦本，聪颖好学，注重实践和实验，刻苦求真，呕心沥血，共完成《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律吕精义》《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瑟谱》等多方面传世巨著。朱载堉的贡献远超单一学科：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文化维度：其《乐律全书》整合音乐、舞蹈、历法，堪称“百科全书式”学术体系；• 精神维度：以“自律”对抗“自虐”，以“雄才”超越“雄名”，为后世树立了“求真高于功利”的学者典范。“自律焉能成自虐，雄才方可立雄名”！朱载堉以自己一生的艰辛探索，成就震撼世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平均律数字的创建人”，其“著作曾经得到很高的评价”，他也因此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此诗以七律之严谨，浓缩朱载堉的一生志业，既是个人颂歌，亦是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理想的双重礼赞。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破晦明 守孤檠”“通天算 握玉衡”“黄钟吕大雅声”简析之。破晦明 守孤檠“异代弦歌破晦明，藩篱弃却守孤檠。”首联“异代弦歌”，一则体现了纵向传承，暗指朱载堉与先秦乐律学的跨时空对话，其十二平均律突破汉代京房“六十律”、唐代祖孝孙“三百六十律”的局限，以数学计算终结两千余年律学纷争；一则体现了横向启蒙，同时代欧洲音乐理论（如扎利诺《和声法则》）仍困于纯律转调难题，朱载堉的“弦歌”实为东方科学革命的先声。“破晦明”喻指其理论拨开乐律学迷雾，以等比数列统一十二律，使各调式自由转调成为可能。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荣称此发现“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得出”；“藩篱弃却”直指朱载堉七辞郑王爵位之举（1591年），作为朱元璋九世孙，他拒袭王位，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形成精神共振；“守孤檠”象征其隐居河南沁阳九峰山的学术苦修，对比嘉靖帝沉迷炼丹（“壬寅宫变”）、权贵争利的社会现实，其“孤檠”恰是对《不足歌》中“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批判实践。朱载堉字伯勤，明仁宗朱高炽第六代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是出身于皇族的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让朱载堉一方面拥有显赫的身世、优厚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可以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对藩王政治上的监管很严，险恶的政治环境让朱载堉如履薄冰，只能在乐律、数历的钻研中落落寡欢地度过一生。对朱载堉一生成长、人生道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是其父亲郑恭王朱厚烷因上书规谏嘉靖帝触犯天颜，族叔祐橏夺爵心切乘机诬告朱厚烷叛逆。明世宗削朱厚烷爵位，将其禁锢于安徽凤阳。朱厚烷削爵、幽禁那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载堉年仅 15岁。朱载堉由此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19年。独居土屋的十九年正是朱载堉从15岁到33岁的少年到壮年时期，是其心理、学识、见解逐渐成熟的年龄段。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也显现两重性，一方面潜心于乐律、数历的学习，1560年完成音乐学著作《瑟谱》(时年24岁)；另一方面在其序中自称“狂生”，署名为“山阳酒狂仙客”，这个自称、署名说明朱载堉当时不平的激愤心情。朱载堉复世子冠带还宫后，仍继续潜心于其“志之所好，乐而忘倦”的乐律、数历的研究。从1560年的《瑟谱》成书至 1581年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历融通》附《音义》一卷，《操缦古乐谱》《旋宫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等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了朱载堉基本的学术成就和对乐律学的重大贡献。万历二十一年（1593）冬，时年58岁的朱载堉上疏，请为宗室有才能的子弟亦能通过应举入学兼官的途径为国效力，这个上疏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既是为自己在事功上碌碌无为、蹉跎岁月而鸣不平，又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朱载堉在其父于1591年离世后，15年内曾七次上疏，请让爵位给当年诬告其父的祐橏之孙。这一让爵行为与其家族内的倾轧争斗相关，也反映了朱载堉对政治黑暗、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失望和灰心。万历三十四年（1606）明神宗万历皇帝批准了朱载堉累疏恳辞，将王爵让给了载玺，朱载堉时年70岁。明神宗并为此敕建玉音坊:“尔能非道不处，惟义是循，固逊王爵，至廑屡疏，敦复伦序，克振纲常，朕心喜悦。兹特敕旌奖，给禄建坊，以示优贤之意。仍令有司办彩币羊酒，以为诸藩矜式，尔宜益素修以永令誉，钦哉故敕。”在让爵的过程中，朱载堉为了献书朝廷供纂修本朝正史之用，着手重校自己的著作，完成了《乐律全书》的雕版印书工作，撰写了《进律书奏疏》。其中说明了雕版印书进呈的原因，“奉都察院巡按河南六千六百九拾一号勘札，为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修本朝正史……即检阅书笥，见有律历家新说凡若干种，除《历书》已进外，其《律书》经臣手重校编成，内有数目字样及乐舞图像，虑恐誊写舛误，就令画图刊版。”让爵之后，朱载堉迁居河南怀庆府城外，基本上过着隐居著书的生活。从1606年到1611年去世，撰有《嘉量算经》《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三书。朱载堉在怀庆居住的晚年生活时期，和当时的历、律学家邢云路有过一段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的交往。万历二十三年（1595）朱载堉上《圣寿万年历》，他在《上进表文》中说:“臣以昔年所撰《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并臣近年新撰《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共为拾册，装潢成帙，奉表进呈。”此后邢云路也上书改历。朱载堉和邢云路同时参加改历的活动，为他们的交往打下了基础。后来邢云路曾写信给朱载堉求《历书》全稿，两人相见恨晚，促膝夜谈。朱载堉记载：邢云路“政务余暇，与余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乃摘历史紧要处问难焉，余于灯下步算以答，咸蒙印可。公携余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在朱载堉去世前一两年，1610年左右，邢云路曾将自己的《古今律历考》寄赠给朱载堉，并请他作序。朱载堉回赠自己的著作《律吕正论》给邢云路。朱载堉在《律吕正论·自序》中记载了这段交往和友情：邢云路“以《古今律历考》寄余，命余序之。余虽不敏，敢不承命。盖公与余，虽非同山之朋，实乃同志之友，故余复著此书以答，聊投桃报李之意”。对朱载堉来说，一生孤寂坎坷，除了和父亲在乐律上交流外，很少有在人生学问上可以畅谈的知己朋友。邢云路算是难得的一位。根据出土墓碑，朱载堉卒于1611年。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年（1612）“赐世子载堉谥端清”。儒家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奋斗的理想目标。朱载堉是一个极有才华和抱负的知识分子，但是受皇族宗室身份等社会条件的制约，他只能在自己钟爱的学科著述中，抒发自己的情怀。朱载堉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大科学家如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徐宏祖等注重于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技艺，而是专注于和国家政治秩序及统治观念相关的乐律、历数，苦心孤诣，终有大成。朱载堉有许多传世的诗歌，从中可以窥见他对世事的洞见和态度，也可以感受他孤灯高擎的深痛苍凉。比如著名的《不足歌》：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思娇娥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良田置的多广阔，出门又嫌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恐无官职被人欺；七品县官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一品当朝为宰相，还想山河夺帝基；心满意足为天子，又想长生不老期；一旦求得长生药，再跟上帝论高低。不足不足不知足，人生人生奈若何？若要世人心满足，除非南柯一梦兮。还有如他写“孔方兄”的杰作：《山坡羊·钱是好汉》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钱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叭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黄莺儿·骂钱》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彬宇先生全诗以“金声玉振”为纲，熔铸朱载堉七辞王爵、孤灯苦研的叛逆风骨（“藩篱弃却守孤檠”），礼赞其以十二平均律（“融通天算开关钥”）终结两千年乐律纷争的科学革命，更以“四海轰传”暗喻其理论西传成为全球音乐标准（钢琴调律）的文明互鉴——全篇借古乐术语“金声玉振”的礼乐原旨（孟子喻孔子集大成），完成对一位以算珠震动世界的东方先哲最磅礴的史诗注脚，可谓妙哉！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黄莺儿·无钱》休笑俺无钱，俺无钱其实难，亲戚朋友都轻贱。赵太祖游关，柴世宗贩伞，子胥吹箫遭磨难。这机关，存心忍耐，等一个好流年。首联以“异代弦歌”勾连古今，“藩篱弃却”直指其七辞郑王爵位的壮举，以宗室身份挣脱礼教枷锁，化身山野孤灯下的学术隐士； “守孤檠”以算盘微光喻独立探索，在嘉靖朝炼丹求仙的浊世中，燃起实证科学的理性火种。朱载堉就是风雨飘摇中那盏不灭的孤灯，守孤檠，破晦明，照亮自己的人生，也照亮了学术的未来。通天算 握玉衡“融通天算开关钥，勘校历书握玉衡。”颔联“融通天算”体现了朱载堉在数学与乐律方面的互证，用算盘开平方根计算律管长度，提出“异径管律”，通过物理实验验证声波波长规律，比伽利略声学研究早60年。“开关钥”指其解决旋宫转调难题（如古琴“五不弹”禁忌），使《高山流水》可在任意调高演奏，巴赫1722年《平均律钢琴曲集》间接承此理论。“勘校历书”指其《律历融通》（1581年）以天文实测修正《授时历》。推算回归年长度365.2425日（现代值365.2422日），误差仅17秒。“握玉衡”，玉衡为北斗七星之一，代指天文仪器（如圭表、浑仪）。朱载堉自制“律管飞灰候气仪”，将律管长度与节气物候关联，构建“律度量衡”一体体系。颔联以“融通/勘校”（方法论）、“天算/历书”（学科）、“关钥/玉衡”（工具）的工对，构建“数理-天文-乐律”三位一体的认知框架，比李约瑟“百川归海论”早400年。晚明社会是一个文化、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思想、文化、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开始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历史的批判，显现出一种脱离中世纪旧轨道的欲望和努力。犹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李贽、徐光启、汤显祖、徐霞客、朱载堉等人正是晚明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巨人。朱载堉在他的学术活动中充分体现了百科全书式的时代特点，数十年的学术活动涉及到音乐、天文历法、数学、舞蹈、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朱载堉在音乐方面的研究相当广泛，对乐理和律制、乐器的制作和考证、作曲、记谱及音乐的教学，都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的工作。其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系统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具体算法，并将在弦乐中得出的新法密率，将管口校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律管上，从而使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表述，解决了乐器演奏和作曲过程中所必然碰到而前人从未彻底解决的历史难题。十二平均律无论在理论成果上还是在计算方法上，都是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朱载堉本人也充分认识到自己创建十二平均律的历史意义,“盖二千年来之所未有，实自我圣朝始也”。西方科学史专家都高度评价了朱载堉这个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律制理论和计算方法的独创性。不管荷兰数学家斯特芬是否受到朱载堉成果的影响，还是朱载堉和斯特芬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发明，他们两人的成果、思想和方法都是一种首创。朱载堉成果的意义，在于说明中国传统科技体系有可能脱胎出近代意义的科学形态，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有可能独立地走出中世纪。在十二平均律的研究过程中，朱载堉对乐器的发声过程作了研究分析，正确地指出了影响弦乐器和管乐器发音的几个要素：弦长、弦质及其粗细，管长、簧片、管径，并对乐器的共振现象作了研究和正确的阐述，提出了旁合和正合的和声概念,“凡丝弦之属，宫与宫协为正合；宫与徵协为旁合。正合为同，旁合为协”。界定了纯八度和声与纯五度和声的概念。在具体的乐器中作了和声应用的说明,“筝弦隔六为正合，隔三隔四为旁合”，并在乐器的演奏中验证和声现象及声学效应。朱载堉一方面从音乐演奏的事实中看到历代延用的三分损益律不能解决旋宫转调的问题，悟出了创建十二平均律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从乐器的制造中实际验证了自己所创建的十二平均律。他在《律学新说》中记录了自己制造的定律器，并详细列出了十二徽位在十二弦上的空弦散音和按音。这种定律器实际上是建立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可以实际进行演奏的一种新的弦乐器。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载堉不仅在音律、历法、算学这三个主要领域取得了不少很有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文学创作、舞蹈、绘画艺术、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也具有相当的造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十二平均律的创建和实践是朱载堉音乐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用旋宫法拟造新谱”的作曲实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地用旋宫法创作成套可实际演奏的乐谱，采用了各种谱式，诸如琴谱、工尺谱、瑟谱、总谱形式的“合乐谱”等等，是十二平均律付诸于音乐实践的一种探索和努力。二是设计了几种“旋宫图”的直观教具，通过音乐教学使十二平均律在音乐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为人认识和了解。三是用精确的记谱方式，将以十二平均律为指导创作各种曲谱，用特定的符号系统将其记录下来，为社会接受、流传、积累和继承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朱载堉在天文历法方面，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其研究成果集中在他的《历学新说》一书中。其包括《律历融通》四卷（《黄钟历》二卷,《黄钟历议》二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包括《诸历冬至考》、《二至晷景考》和《古今交食》各一卷）及《进历书奏疏》和《上进表》二文。晚明社会由于张居正的改革，社会物质生产需要，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文历法直接涉及到“敬授民时”，与百姓的生活、生产，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而当时使用的大统历又出现了明显的误差。万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钦天监算错一天。从明初到明万历年间的二百来年中，曾发现过不少次大统历预报与实际天象不符合的事实。这两种状况促使朝野人士关注天文历法的研究，要求改革历法。朱载堉的修历是针对当时延用的大统历，朱载堉虽然没有机会通读过大统历，但他是了解大统历关于节气、闰月、月朔日、月交食、差等概念的，“以未睹皇朝大统历，于是犹未慊耳。后读丘祭酒所撰《大学衍义补》，内载大统历气、闰、转、交四准分秒，心窃喜曰：大统历经全文未见，而其大略已得之矣”。修历是否被社会认可，归根结底看其历面与天象、二十四节气是否相符合，这涉及到回归年长度、朔望月长度的确定，由此决定了岁差的多少和闰月的置定。另外，看历法预测交食周期的准确性。关于传统天文法和西洋天文法在历法上孰精孰疏的争论，《明史》记载,判定“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朱载堉在回归年长度的研究和日、月食计算中关于时差的订正方面有其独到的贡献。明朝运用的大统历，只是将郭守敬的授时历作了一些次要的变动，去掉了授时历的岁实百年消长之法等等。朱载堉看到了大统历与授时历关于回归年长度古今消长的差别。从两者在回归年长度计算方法中的差异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臣尝取《大统》与《授时》二历较之，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夫差虽九刻，处夜半之际，所差便隔一日。节气差天一日，则置闰差一月。闰差一月，则时差一季。时差一季，则岁差一年。……盖因《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因和会两家，酌取中数，立为新率”。朱载堉关于每年岁余约取中数，作为计算回归年长度的新法，是基于朱载堉认为“阴阳消长之理，以渐而积，未有不从秒起”。在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中，朱载堉根据岁余的比较分析，确定了岁余的新值，从而建立了回归年长度古今变化的新公式。朱载堉在《圣寿万年历》中对计算日食和月食是否应作时差订正的认识亦有他独到的认识。朱载堉指出，由于视差引起月球视轨道和真轨道不一致，所以计算日食的时候，应作时差订正；而月食由于月球进入地影，太阳光被地球挡住，射不到月面，视差在此不起作用，所以计算月食时不应有时差的订正。“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丸，共悬一线，日上而月下，即其下正望之，黑丸必掩赤丸，似食之既；及旁观有远近之差，则食数有多寡矣。春分已后，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内偏少。秋分已后，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内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已后，日行黄道东畔，午前偏多，午后偏少。夏至已后，日行黄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后偏多。是故有东西差。日中仰视则高，日暮平视则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见早，食于中后见迟。是故有时差。凡此诸差，唯日有之，月则无也。”朱载堉并进一步用实验模拟的方法说明月食不应有时差的道理：“譬如悬一黑丸于暗室，其左燃烛，其右悬一白丸，若烛光为黑丸所蔽，则白丸不受其光矣。人在四旁观之，所见无不同也。故月食无时差之说。自《纪元历》妄立时差，《授时》因之，误矣。”朱载堉在天文历法研究上所作的努力并不亚于对音律的研究，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也完全一样，都力图用新法来取代旧法。数学研究亦是朱载堉从事的另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朱载堉关于数学的研究工作是和他的乐律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为乐律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计算方法。照朱载堉本人的说法，他的《算学新说》是《律学新说》和《乐学新说》的辅助工具，“所以羽翼其书者也”。从这个意义上看，朱载堉在数学上的贡献是找到了求解等比数列的方法和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的方法。√2值的计算，朱载堉是用算盘来完成开方的复杂计算，“凡学开方，须造大算盘，长九九八十一位，共五百六十七子，方可算也。” “凡开立方，将算盘梁上贴纸一条，写上百十寸、百十分、百十厘、百十毫、百十丝、百十忽、百十微、百十纤之名，至于纤已下位数，不立名色，只隔二位画一圈，使开方除实不错耳。”具体拟定了运算口诀，并举例作了详尽的说明，这使得用算盘进行开方运算的方法得以流传和推广。用算盘进行开方运算，在当时是朱载堉的创造。朱载堉是用数学表达式来表述他的十二平均律理论的。由于朱载堉在数学计算这两个方面的成就（指公比√2的值的珠算计算方法和求解等比数列的方法），最终使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应用上确立起来，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确定的数学关系式表达和可用精确的数值来验证的科学理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载堉不仅在音律、历法、算学这三个主要领域取得了不少很有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文学创作、舞蹈、绘画艺术、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也具有相当的造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创建年代，李纯一和戴念祖先生都认为是在1581年之前。朱载堉不仅完整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而且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原因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得出了十二平均律一般的数学表达式。意大利物理学家斯台文·西蒙于1596年发表了十二平均律，并得出了一个十二平均律的数学关系式。斯台文的数学关系式远不如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数学关系式明晰和简洁，其论文手稿直到1884年被人发现后才得以发表，被湮灭了近三百年。斯台文的这一成果并没有为人注意，也没有发生影响。朱载堉从1595 年到1606年11年间将自己的著作雕版、印刷，于1606年呈进皇帝五部《乐律全书》，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才可能较广泛地为社会了解。从创建时间来看，朱载堉比斯台文早，得出的数学表达式也更完美、明晰和简洁。但是，从当时信息交流的状况来看，朱载堉与斯台文大体是彼此独立地作出自己的成果的，彼此影响、启示的可能性很小。对欧洲音乐界产生广泛影响的默森十二平均律却显然是受人启发的。据默森的报道，斯台文的理论似乎在欧洲被广泛采用。戴念祖认为，默森的报道与事实不符。但是，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默森在1636年发表十二平均律之前，有一个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在音乐界流传、应用。从1606年朱载堉的《乐律全书》雕版、印刷成书后，他的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和方法就为社会所了解。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异常活跃，与各阶层士大夫的学术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历法和数学领域。因此，传教士极有可能获悉朱载堉的成果。朱载堉“新法密率”的这一成果只需一个数学关系式、一个数值、一句话便可表达。所以，在1606年到1636年的30年中，默森应该有可能了解朱载堉的成果。默森所报道的并在欧洲被广泛采用的平均律，如果不是斯台文的平均律的话，亦有可能是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方法和原理。虽然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欧洲的乐律学家或科学家接受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在17世纪以来的几百年，欧洲的音乐理论和实践受到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计算方法的有力影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划时代的德国作曲家巴赫在18世纪前期分别于1722年和1744年写成了上下两卷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系统地应用了前人对十二平均律所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充分发挥了十二平均律的功效。巴赫依次用十二个大调和十二个小调，写成了“前奏曲”和“赋格曲”，用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个律制的合理性。朱载堉“新法密率”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进步的理论意义；疑古和反传统的思想意义；科学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方法论意义。朱载堉一再强调，他的新法密率“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也就是说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是中国两千余年以来乐律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确哉！乐律学在古代中国是与国家兴亡，社会安危，政治变革相关联的一种学问。律制是最高统治决策的一种手段和观念，并有专门掌管的宫廷机关和负责官吏。因此，任何律制上的改变同任何历法上的变更一样，都会引起社会的注视、不安甚至动荡。在三分损益律被推崇为神圣法则的社会里，要彻底否定三分损益律，更立新律，其难度与所要忍受的压力及其对社会思想观念所起的启蒙、解放作用是成正比的。朱载堉在研究十二平均律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重压和阻碍。旧律制举世宗守之，新律制世人皆以为大谬,这种社会状况使朱载堉虽得十二平均律却既不敢说，更不敢写。最后斗胆进呈自己律学新著，结果也只是宣付史馆，闲置尘封的结局而已，就连《明史》也一语未及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朱载堉创立新律否定旧律，不单单是一个音乐律制更替合理与否的问题。既然一个流行了二千余年的神圣法则原来是一个十分疏漏的方法，那么与之相关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神圣性也就失去了迷人的光环，进而二千余年形成的一整套传统的合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朱载堉的新律就如整个社会思想堤防的一个缺口，各种钦定、传统认可的理论和观念在社会群体面前将重新被一一审视。疑古、反传统将会成为社会思潮的一个特征，整个社会思想将在不断否定旧传统的过程中蓬勃发展。朱载堉创建了“新法密率”的科学方法，对晚明时期士人的思维、认识方法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从虚禅空道的游谈，咬文嚼字的皓首穷经到博究天人实学，力主明理实用是很有借鉴和启迪作用的。朱载堉的科学方法和当时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由数达理，重实、重用的科学思想相得益彰，推动了当时思维方式的变革。彬宇先生首联以“异代”与“孤檠”勾画一位叛逆宗室的孤独身影，颔联用“天算开关钥”将这份孤独升华为破解自然之谜的密钥。当朱载堉的算珠在沁阳山居中敲响第一个十二平均律音阶，东西方文明的和声已然在宇宙的琴弦上共振——这才是“金声玉振”穿越时空的终极回响。黄钟吕大雅声“自律焉能成自虐，雄才方可立雄名。”颈联之“自律”，有着双重隐喻：治学自律：朱载堉隐居期间以算盘为工具，完成十二平均律的精密计算，其81档双排算盘成为“自律”的象征。道德自律：身为朱元璋九世孙，他七次上疏辞让郑王爵位（1591年），选择“藩篱弃却守孤檠”的布衣生活，以学术追求取代权力继承。“自虐”则无疑是一种历史反讽。明朝官方长期忽视其成果（《律吕精义》未纳入官修历法），欧洲传教士却将十二平均律西传并用于钢琴制造。“自虐”暗指体制对科学创新的压制，朱载堉在《不足歌》中批判人性贪欲，恰成对功利社会的反照。“雄才”体现了跨学科突破的成就，“雄名”则展示着朱载堉成就的全球回响。其墓虽简朴（河南沁阳），却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圣殿”。“八音丕振黄钟吕，四海轰传大雅声。”既写实又写虚，十二平均律经耶稣会士钱德明传入欧洲，巴赫1722年《平均律钢琴曲集》间接承其衣钵，西方音乐史长期遮蔽其贡献，直至20世纪方获正名。故宫“华夏音源库”用朱氏算法数字化复原2400件古乐器。而 OpenAI的MuseNet依十二平均律生成多乐器协奏曲，实现“八音丕振”的科技诠释。后四联以“自律—雄才—八音—四海”为轴，勾勒出一位拒绝王冠的学术巨人如何以孤灯下的算珠震动世界。当“黄钟吕”在量子声学中调控声子态（维也纳大学实验），当“大雅声”化作硅基世界的和弦——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终成人类对完美谐和的永恒追索中，最璀璨的东方注脚。朱载堉是晚明大科学家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他创建的十二平均律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理论成果上都具有近代科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远离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他的平均律理论也如空谷绝响，几被湮灭，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和科技变革的连锁反应。这固然和乐律学研究在整个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但是从李时珍、宋应星、徐宏祖、朱载堉、徐光启五大科学家科学研究活动的特点和社会背景的分析中，也可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反思的焦点是：如果没有清军入关100天的摧残性破坏和政治上的钳制、镇压手段，以及后来的大规模的文字狱迫害，那么在晚明社会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科技体系能否脱胎出近代科学？中国的古代科学能否走出中世纪？……都还是个问题。朱载堉创建的十二平均律无论是从理论成果看，还是从科学思想或科学方法看，它对中国传统科技体系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朱载堉的科学活动突破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以元气、阴阳五行为形式构架，以及猜测性思辨和经验生产、实用技术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始迈出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坚实的一步，它对其他领域的科学活动都应是一种启示和仿效的样板。同时，朱载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理性，对于晚明社会的启蒙思潮无疑也是一种崭新的思想，使晚明社会由追求物欲满足表现的人的自然本性复苏的启蒙思潮上升到一种更为理性的层次，使社会有可能从近代科学理性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并为社会启蒙思潮指引一条更为健康的方向。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朱载堉的科学活动有可能成为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载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有可能为晚明启蒙思潮提供科学理性的基础。然而，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却使得朱载堉犹如一个孤独的先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最终怀着满腔的悲怆情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科学成就也随之尘封湮灭。惟有一百余年后的乐律学家江永认识到了朱载堉所创的十二平均律的成就，“夫理数之真，隐伏千数百年，至载堉乃思得之。”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理论与方法在清乾隆年间曾遭到御命乐官和士大夫的围剿。钦命编制的《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曾攻击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有十大臆说，其用意和目的，正是针对了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反传统的批判力量和重实、重理、重数的科学理性。这种攻击已不是一种乐律观点的争鸣，而是一次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其分歧已包含了近代社会的科学思想意识和落后的思想专制的分歧和斗争。朱载堉不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勇于艺术实践，善于在艺术实践中充分展现其理论素养的实践者。朱载堉是一个孤寂的、隐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光辉被时代尘封，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也有主观因素的作用。朱载堉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朱载堉用横跨81档的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并以此为据，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其“十二平均律”使这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对这个音乐领域遗留了一千多年的学术难题，朱载堉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他的十二平均律之说解决了。可以说，世界上已知的十有八九的乐器定音，都是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它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标准调音”“标准的西方音律”。17世纪，朱载堉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被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就没法演唱，因为此曲里面有转两个八度的音。中国著名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 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中国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说：“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堉所发明，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但他开方开到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有耐心的人。”朱载堉把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推广到音乐实践中，精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弦准，还制作了三十六支铜制律管，每管表示一律。他的著作中对每律的选材、制作方法、吹奏要求都有详细的说明，数据极其精密。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容经过一二十年的研究，复制了其中的两支律管，说：“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 朱载堉又提出较为系统的音乐教学体系，他的集体教唱、乐器伴唱、识谱学唱，在今天的音乐教学中仍被广泛应用。朱载堉还首创“舞学”，为舞学制定了大纲，奠定了理论基础，绘制大量舞谱和舞图。他的“天下太平”字舞谱，也为今天的团体操开创了先河。朱载堉对累黍定尺、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关系等都有极其细密的调查和实物实验，特别是关于历代度量衡制变迁的研究一直影响到今天；他提出了一系列管口校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虽然并未被时代充分重视，但一点也阻挡不住朱载堉智慧的光芒。幸运的是，晚明在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形成的实证分析的科学方法，并没有在清王朝残酷的文字狱罗网中窒息，相反在古籍考据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龚自珍有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反映了在政治强制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也说明了在传统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从晚明经世实学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到乾嘉学派的考证辨伪的实证分析方法，说明在晚明社会的文化环境中是不可能发生近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所期望的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因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和科学化而发生。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朱载堉创建十二平均律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理论成果、所达到的科学思想都具有近代科学的意识，在晚明社会确实属于时代的先驱，然而官方漠视，民间不知，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载堉作为中国科技发展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孤独的先驱，踽踽独行，落寞荒凉，却终于等到了曙光，不亦是中华民族源源不竭、自信自强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吗？彬宇先生全诗以“金声玉振”为纲，熔铸朱载堉七辞王爵、孤灯苦研的叛逆风骨（“藩篱弃却守孤檠”），礼赞其以十二平均律（“融通天算开关钥”）终结两千年乐律纷争的科学革命，更以“四海轰传”暗喻其理论西传成为全球音乐标准（钢琴调律）的文明互鉴——全篇借古乐术语“金声玉振”的礼乐原旨（孟子喻孔子集大成），完成对一位以算珠震动世界的东方先哲最磅礴的史诗注脚，可谓妙哉！（全文主要源自《朱载堉评传》·邢兆良）张红星教授注解：异代：后代，后世。《文选‧班固＜幽通赋＞》：“虞 《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素文信而厎麟兮，汉宾祚于异代。”李周翰注：“宾祚，谓礼其后祚也。异代，谓汉也。”跨越时代的卓识，暗指朱载堉突破传统乐律的局限（如十二平均律的创立）。弦歌：依琴瑟而咏歌。《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 《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借指礼乐教化。 《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 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 《史记‧儒林列传》：“及 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唐·刘禹锡 《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俾我学徒，弦歌以时。”明·李东阳 《九桥书屋为京学陈教授作》诗：“犹有弦歌遗业在，误疑家塾是黉宫。”代指音乐律学，呼应其“律圣”之名。破晦明：以科学之光破除混沌，象征其用数学方法解决乐律难题（如十二平均律的等比数列计算）。藩篱弃却：藩篱比喻事物的界限；障碍。清·陈天华 《中国革命史论‧绪论》：“唯一二枭雄，冲决藩篱，悍然不顾。”指朱载堉七次让爵、拒绝世俗权位，甘愿隐居治学。孤檠：孤灯。清·陈维崧 《清平乐‧夜饮友人别馆听年少弹三弦限韵》词：“欢场纔罢，去对孤檠话。”孤灯独守，喻其潜心研究、不慕荣利的学者风骨。天算：犹言天数。《后汉书‧张纯传论》：“专命礼臣，撰定国宪……而业绝天筭，议黜异端。”李贤注：“业绝天筭谓章帝晏驾也。”也指天文历算， 《清史稿‧时宪志一》：“宣城人梅文鼎研精天算。”清·朱骏声著有《天算琐记》四卷，李善兰著有《天算或问》一卷。此处指朱载堉编撰《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融合乐律与历法研究。关钥：锁匙。《墨子‧备城门》：“五十步一方，方尚必为关籥守之。”孙诒让间诂引苏时学 曰：“关籥即管钥。” 《西京杂记》卷六：“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 《新唐书‧西域传下‧康》：“城有巨窟，严以关钥。”指其以数学为钥匙，解开自然规律之门（如珠算开方、等比数列计算）。玉衡：北斗七星之一，象征其掌握天文规律，如精确计算回归年长度。勘校历书：勘校指审核校对。宋·司马光 《论夏令公謚状》：“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皆录行状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礼院拟谥讫，申省议定奏闻。”元·刘壎 《隐居通议‧礼乐》：“于是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修订历法，体现其科学实证精神。自律：遵循法度，自加约束。《左传‧哀公十六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唐·张九龄 《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不能自律，何以正人？”宋·苏辙 《西掖告词》之十五：“朕方以恭俭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静之吏，以督缮治之功。”此处双关语，既指其治学严谨，又指其创立的律学体系（十二平均律）。自虐：反讽世俗对其“偏执”的误解，实则彰显其追求真理的坚韧。雄才：涵盖其跨学科成就（音乐、数学、天文、舞蹈等）。雄名：暗指“东方文艺复兴式圣人”的历史评价。八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书‧舜典》：“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孔传：“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周礼‧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玄注： “金， 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 《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宋·苏轼 《贺韩丞相启》：“付八音于师旷，孰敢争能。”还指八风之音。 《吕氏春秋‧孝行》：“杂八音，养耳之道也。”高诱注：“八音，八卦之音。”陈奇猷校释：“八音，八风之音……阴阳家以八风分属八卦，故 高谓八卦之音。”泛指音乐，晋·葛洪 《抱朴子‧博喻》：“故离朱剖秋毫于百步，而不能辩八音之雅俗。”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冶铸》：“虚其腹以振盪空灵，而八音起。”呼应其“舞学”理论与乐律改革。黄钟吕：即黄钟大吕。古之打击乐器，多为庙堂所用。唐·张说 《大唐祀封禅颂》：“撞黄钟，歌大吕，开阊阖，与天语。”明·宋濂 《凤阳府新铸大钟颂》：“濂闻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黄钟乃乐之所自出，而景钟又为黄钟之本。所谓景钟，大钟也。”同时黄钟为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 《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其日戊巳，其帝 黄帝，其神后土，其虫裸，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孔颖达疏：“黄钟宫最长，为声调之始，十二宫之主。” 《吕氏春秋‧适音》：“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陈奇猷校释：“黄钟即今所谓标准音，故是音之本。但黄钟是所有乐律之标准……黄钟既是标准音，则自黄钟始，愈上音愈高，愈下音愈低，故黄钟是清浊之衷。”汉·马融 《长笛赋》：“十二毕具，黄钟为主。”清·袁于令 《西楼记‧私契》：“羽越清脆，黄钟最浊，正宫雄壮，商角冷落，这其间就里多微妙。”十二律之首，代指其奠基性贡献（如十二平均律成为现代音乐基础）。大雅声：既指高雅艺术，亦暗喻其学说影响深远（如十二平均律传入欧洲，启发巴赫等音乐家）。四海轰传：强调其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打破东西方学术壁垒。</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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