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名扬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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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贺麟绘制《郑和下西洋名扬四海》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841ed641866104c07d0bbb1cd59be59u1.png?imageView2/2/w/1260" />癸巳岁怀郑和七律九鼎神州出圣王，恒言治道在心降。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昭明统万邦。横绝群伦曾未有，纵观亘古世无双。光从中国来西海，俯瞰环球一牖窗。黄德劲先生诗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远航。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总计航程为16万海里，合29.6万公里，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远超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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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宇先生怀郑和七律，立意高远，目视古今，更多着意于郑和下西洋之国家利益、世界影响。而语言奇伟，引喻精当，又是一首歌咏古人的好诗！诗中“九鼎神州出圣王，恒言治道在心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王道文化的自信，认为中国有贤明的圣者和优秀的治国理念。“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昭明统万邦”则彰显了以文化来感化、引领天下的自信，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能够让世界各国心悦诚服。郑和凭借军事才华和智慧，化解冲突，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各国交往，如在爪哇遭袭后选择谈判赔偿化解矛盾，还帮助苏门答腊国王平定叛乱，展现大国风范，赢得了各国的尊重和信任，建立起了朝贡体系，增强了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此外，他奉行公平贸易原则，传播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郑和维护正义、兼济天下的事迹，正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思想精髓，也是地区国家绵延至今的共同精神财富与文化基因。”泱泱华夏的文化自信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带着中国的文化、礼仪、制度等与各国交流，使各国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如将儒学理念、佛家思想传播到海外等等。梁任公言：“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由此可知，郑和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古代宣讲者，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伟大先驱者。明朝，是一个辉煌程度令人既向往又惋惜的朝代，其繁荣昌盛远超汉唐，永乐盛世更是将华夏辉煌推向历史巅峰。朱棣即位后，派遣郑和出使异域，昭告天下，通过朝贡体系，将众多国家纳入大明影响范围，传播华夏文化，教当地人开垦播种，传授四书礼仪，以实现天下大同为使命。朝贡贸易不仅宣扬国威，还为大明带来丰厚财政收入。永乐年间，五征漠北、疏通运河、新建北京城、编撰《永乐大典》，桩桩件件都是耗费巨大的工程。据《殊域周咨录》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因承接朝廷采购的丝绸、瓷器、茶叶，分销海外奇珍异宝，民众和朝廷双双获利。明朝还在这些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然而，沿海世家门阀觊觎这份收益，极力阻止官办海贸，抹黑朝廷、拒不配合，妄图独占海外贸易，甚至为私利做出毒害皇帝、左右新皇国策等行径，这也正是明朝令人惋惜之处。郑和奉命昭谕四海，其船队规模惊人。有宝船63艘、哨战船315艘、坐船525艘、粮船1225艘、马船420艘及众多通讯船只 。宝船长158米，宽60米，上下8层，排水量达2万吨。如此巨轮，龙骨不太可能是木质结构，动力也绝非仅靠风帆。据《大明皇家典藏》记载，郑和乘坐的宝船“和所乘之宝舟，其橦如楼，底尖上阔，钢制其骨，水炊其动”，表明宝船龙骨由钢铁打造，动力可能来自蒸汽。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收录的明朝唐顺之的兵书中还有这样令人惊奇的记载：“一女自行舟，一女更深坐小艟。不须棹橹不须蓬，自能急急过江去，怒气喷来泛者凶”，描绘的小船没有船桨，不用人力划船，却能自行快速行驶，甚至还能喷气伤人，这般模样，难道不像依靠蒸汽机驱动的船只吗？更具颠覆性的是，明朝人王徵在《新制诸器图说》中记载了“火船叫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火船自驱”，明确提到是火力驱动，船无需人力划船就能自行前行，这算不算就是蒸汽机船呢？要知道，西方人将蒸汽机用于驱动轮船是在1807年，而王徵早在1644年就记载了类似蒸汽机船的情况呀，如果这是真实可靠的，那绝对称得上是颠覆性的发现了。英国籍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古代的风箱加水排就等同于蒸汽机。从蒸汽机的关键结构角度来看，风箱解决了双座式阀门问题，而水排则提供了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之间的转换设备。早在汉朝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水排，而风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并且在1280年印制的《演禽斗数三世相书》一书中，还刊载有一幅世界上最古老的双动式活塞风箱，由此可见，明朝人制造蒸汽机其实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术储备。再看看西方这边，西方声称176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因为烧开水获得了灵感，可仔细一查，西方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左右才开始普遍喝开水呢，在此之前，他们都不怎么烧开水。这就很让人好奇了，瓦特那个时候西方都不怎么烧开水，那他又是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呢？反观我们中国人，烧开水的习惯到如今都已经延续了4000多年了，中国人对喝开水这件事那可是根深蒂固的，就好比哪怕天气再热，肚子上也要盖个毯子一样，这已然成了一种中医养生的传统习惯。而西方到现在还是偏爱喝凉水呢。西方常言瓦特改良蒸汽机，却鲜有人提及他改良的基础。郑和庞大的宝船舰队，每艘宝船最低配置需1000人，仅63艘宝船就需6.3万人，加上其他船只，舰队总人数远不止史书所记的27800人。《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八和《筹海图编》卷二记载“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昭谕海外诸番” ，由此推断，郑和舰队总人数应在10万人以上。有人质疑郑和舰队只能沿海岸线航行，无法深海远航，理由是人员众多难以补给淡水。但哥伦布三艘船87人、麦哲伦五艘船1000人都能深海航行，这种双标言论实在荒谬。1758年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长69.3米，宽15.8米，标准排水量3556吨，与宝船相比宛如孩童，却被西方视为风帆战舰巅峰之作，能全球航行烧杀抢掠，若说郑和舰队只能在印度洋打转，简直愚蠢可笑。事实上，郑和舰队并非仅下西洋。《明史》等多本史书均记载“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说明其航行范围遍布全球。《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郑和等人统军数万，涉沧溟十万余里。“沧溟”指太平洋，表明郑和船队已越过太平洋抵达美洲。碑文中提到“大小凡三十余国”，英国孟西斯考证应为“大小凡三千余国”。碑文还记载“藩王之不公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尽显天朝上国威严。西兰山国王被生擒回大明发落，海盗被直接剿灭，彰显华夏荣光。反观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充满疑点。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才发现好望角，但1457年的弗拉毛罗地图和热那亚地图已画出非洲最南端轮廓，1434年的文澜地图标明了加勒比海一带的古巴群岛，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更像是拿着地图按图索骥。关于传教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敬献《坤舆万国全图》，也是疑点重重。《明史·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六记载，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天津税监马堂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礼，礼部查验发现只有西洋国，无大西洋国，真伪难辨。利玛窦进贡物品仅天主图和天主母图，并未进贡《坤舆万国全图》，且他随身携带“神仙骨”（人骨，类似藏传佛教人骨法器）。利玛窦呈报文书走的是太监渠道，而非礼部四夷馆正规流程。有观点认为，当时欧洲在明朝时期信奉佛教，清朝嘉庆五年地图中罗马标注为“维纳玛”，天主教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创办的“伪教”。利玛窦到京师后，李之藻时任工部主事，分管节慎库，1603年外任济宁河道治理郎中。这期间，李之藻利用职务之便，从工部库房拿出郑和等人所绘世界地图，与利玛窦共同临摹，利玛窦以翻译身份重新标注地名，将意大利半岛标注为“意大利亚” ，他在之前呈报文书中自称大西洋国，却不敢提及母国真实名称，其中猫腻值得深思。《坤舆万国全图》的前身虽难以确切考证，但《天下诸番识贡图》能提供线索。该图绘制于清乾隆癸未年，仿的是永乐十六年的地图，早在1418年就已有世界大致轮廓，当时郑和才完成第五次下西洋，后续还有第六、七次航行，可见郑和等人完成全球测绘并绘图是不争事实。在加勒比海的比迷尼岛沿岸，有7个像鲸鱼一样的土丘，长度与宝船相等，是郑和舰队遭遇台风被吹上岸形成的。旁边数米深海水里，还有长400米、宽60米的船只修复滑道，因岛上石材不足，最后80米使用受损船只压舱石，足见郑和舰队测绘全球付出的惨痛代价。在《坤舆万国全图》标注的加拿大国，在《三才图会》中标注为“加拿大地”，又称“农地”，是汉人开垦的农田。据孟西斯《1421》记载，哥伦布航海日志表明当地妇女穿着长袍像中国人，在加拿大东部布雷顿角岛上，有明朝人开凿的800米长运河，还有明朝人的坟墓，当地人至今称这条运河为“中国运河” 。美国东部切罗基族人早期使用北斗七星旗，云南昆明名凤山景区也有北斗七星三角旗，明朝诸多地图旗帜上也常见北斗七星标志，而北斗七星是华夏天文文化，出现在美洲原住民旗帜上，说明文化传播自华夏。郑和的身世，史载很少。《明史·郑和传》里只有寥寥百余字，提及郑和是云南人，小名“三宝”。1911年，在云南省昆阳县月山的西麓，有人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碑文是永乐三年（1405）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前，在南京请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托人带回故乡后，由长兄马文铭镌刻后立于墓前的。碑文言简意赅，记载了郑和的家世、父母、兄弟的情况，从碑文可以得知，郑和的祖辈是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宝山乡和代村人，回族，姓马，世称“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朝觐者”的意思，是人们对于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的尊称。由于郑和的父亲曾经远赴麦加朝圣，故而被乡邻尊称为“马哈只”。那时郑和尚处幼年，多年后对于父亲的真实姓名记忆模糊，故而请大学士李至刚为父亲撰写碑文时，也称父亲为“马哈只”。马哈只长相奇伟，为人正直，乐善好施，故乡邻都尊他为长。郑和的母亲温氏，一共生育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子马文铭，次子马和，也就是后来的郑和。1983年，北京发现了一份《郑和家谱首叙》的抄件，其中的历史信息透露出惊人的秘密：郑和家族最早不姓马，而是来自西域遗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宗可以追溯到西域普化力国的国王所非尔，而普化力国大致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从宋到元，郑和的家族在云南世袭了许多代，算得上世代王侯的大家族，但他们最早来自西域，祖辈们不畏艰险远赴伊斯兰圣地朝拜，这种勇于探险、无惧无畏的冒险精神与胆略，是郑和家族的优良传统，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元末战火四起，郑和应该会在云南平静而富足地生活下去。元末的历史巨变彻底改变了郑和的人生轨迹。郑和家族为元朝显贵，受到了明军的毁灭性的打击。郑和的父亲马哈只那时39岁，壮年早逝。郑和年仅11岁，被明军掳掠到军中，那时明朝军队有把掳获的儿童阉割的风气,所以郑和不久就被阉割，并留在军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郑和20岁，已在北方军中历练多年。因为参加了几次重大的战役，表现出色，受到燕王的赏识，因此转入燕王藩邸，成为侍从。作为侍从的郑和，在燕王府中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受朱棣身边的谋士姚广孝等人影响很大，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修养。燕王府接收了许多元廷收藏的珍贵图书典籍，也为郑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了极大作用。不久，靖难之役发生，燕王成功夺位，登基为明成祖，郑和的人生迎来了辉煌的一幕。永乐二年（1404）元旦，朱棣对靖难之役中的功臣郑和赐“郑”姓，任命他为内官监太监。在明朝宫廷十二监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负责宫廷的采买和营建。那年，郑和仅34岁。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圣王统万邦”“环球一牖窗”简析之。圣王统万邦“九鼎神州出圣王，恒言治道在心降。”九鼎，是秉承大禹的九鼎典故。大禹一部山海经，全部录于九个鼎中，是最早的世界百科全书。神州，是中华民族的家园，也是神奇之州，神人之州。从三皇五帝这些圣王开始，神奇与传奇就一直发生并延续着。治国与治身之道同属一道。治国在于匡扶人心，治身在于降伏其心。这里的“心降”一语双关，既是指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用文化让人们从内心臣服与投降，同时也是指用文化净化心灵，降伏其心。“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昭明统万邦。”则引用《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喻圣王通过观察分析天文，以掌握天道规律；通过深入研究人文，以推动文明由天下人共创，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日月昭明”有日月昭昭，唯我大明之意，暗指大明朝在永乐大帝的带领下，化成天下，协统万邦。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涉及明代中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郑和船队是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舰队，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造船技术的战船，出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耀兵异域”实现世界和平。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初叶中国国力兴盛的表现和结果，离开了一定的国力支撑，郑和下西洋决不可能维持二十八年之久。同样，国家的强盛，也离不开像郑和下西洋这样能够推动国家开放、交流，不断走向发展的重大举措的实施。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国古代海权的含义和特征，海权的兴衰是沿海国家兴衰的晴雨表，因为海权是沿海国家利用和控制海洋的能力。《明史》在谈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时有这样的概括：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段概括，表明了郑和下西洋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想派出船队寻找建文帝的踪迹；第二，明成祖要通过郑和下西洋，向海外显示中国军事的强大和国家的富强。但事实上，第一种可能并不存在。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分析得有道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臆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吕思勉《中国通史》下编)所以更多的，是第二种可能，显示中国军事的强大和国家的富强，以及文成天下的追求，协和万邦，昭示四夷。洪武元年，朱元璋在给安南的诏书中就强调:“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明确了中国对外的总方针，那就是“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朱棣深得其父要旨，即位后继续实行对外友好、对内休兵息民政策，他深知，要使国家真正处于太平盛世，“必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军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以为太平无事。”(《典故纪闻》)于是他对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调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朱棣就为自己立下了不是“出于不得已”，决不随意用兵的诺言，把对外总方针表述为:“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家谱》)。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按照这一总方针筹划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行动。所以，以郑和为首的外交家深刻领悟“共享太平之福”的含义，把建立国际和平环境，消除各国间欺寡凌弱现象，使中国不受外患威胁，并发展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友好关系，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作为终极目标，努力加以实行。因此，维护国家稳定，建立和平秩序，是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推动经济繁荣、实现四海富足是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是郑和下西洋的文化目的。客观地说，郑和下西洋的确承载了一部分大明王朝海外用兵的军事职能。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铲除了陈祖义海盗集团，第三次下西洋擒获了锡兰国的亚烈苦奈儿，第四次下西洋协助苏门答剌王室打败了“老王”之子苏干剌的进攻。除了这几次屈指可数的军事行动，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节点和所访问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通过展现强大的海上力量，震慑占城、暹罗、爪哇等国，实现大明王朝对特定区域政治格局的调整，几乎贯穿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始终。但是更多的，还是郑和在输出中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教化层面取得的极大成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积累了雄厚的文化基础。在每一个强盛的时代，中国的声教文物都远播四方，海外诸国深受影响。到了明代，依然延续了历史上“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趋势。朱棣站在世界大国的高度，以一种强烈自觉的文明使命感，给郑和赋予了下西洋任务。在物质或器物文明层面，朱棣和郑和将大量中国精美产品运往海外各国；在制度文明层面，朱棣和郑和致力于宣扬和推广中华帝国长期构建的“华夷秩序”；在精神文明层面，朱棣和郑和希望通过下西洋活动，将体现中华帝国最高境界的礼乐文明广为传播。后人评价朱棣，“恒遣使宣敷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体现的就是“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的思想。与此同时，朱棣和郑和都主张学习亚非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开阔中国人的视野。例如，郑和深谙佛教的建筑艺术，他一方面把中国的建筑艺术包括建造碑亭及塔寺之类的艺术传到东南亚，帮助暹罗建造了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另一方面学习东南亚的佛教建筑艺术，考察真腊的吴哥古寺，为回国建造南京的大报恩寺创造条件。这些都是郑和下西洋的文化目的，也是朱棣不断派郑和出使西洋的近期目标与远景谋划。环球一牖窗清道光年间刊印了一部兵书，名《武备志》，作者茅元仪。这部书收录了古代若干兵家经典，其中第二百四十卷所收录的一幅航海图，因其与郑和下西洋直接相关，自被发现后备受关注。这幅航海图的名字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此图经过研究者的考证，确认是郑和为下西洋而组织绘制的海图，简称《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是一幅一字展开的手卷式的海图，展开后图幅很长，收入《武备志》的时候，茅元仪将它改成了一页一页的书本式海图，由右至左共有二十页，并附有四页“过洋牵星图”。《郑和航海图》绘制的起点是南京，终点是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其间绘制了南京长江下游江段、中国东南沿海至印度洋、波斯湾的航路以及沿海地形。从太仓至忽鲁谟斯，图中列举了五十六条针路，从忽鲁谟斯回到太仓，图中列举了五十三条针路。图上标出了港湾、江河入海口、岛屿、礁石、浅滩、沙洲、沿岸城镇、卫所等设防地点，以及可供导航用的山峰、塔、寺院、桥梁、旗杆等显著物标。上详细注记的地名、国名共五百多个，现在能考证出的有三百五十个。《郑和航海图》在航海方法的标示上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比如前半段航路是从南京出发，到苏门答腊岛北端为止，这段航程是用罗盘针路来标示航向的。所谓“罗盘针路”，就是用罗盘针指出的航海路线。后半段航路是从苏门答腊岛一直到非洲海岸，这段航路既使用罗盘针路来标示方向，又使用牵星术来标注方向。“牵星术”就是用星辰定向的方法。牵星术是从哪里来的呢？自我国汉代以来，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采取了多种导航方式，而以观星斗而辨方向的天文定向技术，最迟在宋代就已经发展成了以测量天体高度为特征的天文定位技术，也就是天文航海技术的核心“过洋牵星术”。到了明代，“牵星术”发展得已比较完善了。清代初年编纂的《海道针经指南正法》中，列举了凉伞星、水平星、灯笼星、织女星、牛郎星、北斗中星、华盖、小北斗、南斗等九个星座，用于“过洋牵星术”。明代以前虽然未见有这样的列举，但大多数星座已经被应用。在《郑和航海图》中，就有水平、灯笼、织女、北斗、华盖诸星座。《郑和航海图》为了突出“牵星术”的应用，专门在图的最后绘制了四幅“过洋牵星图”，这表明“牵星术”对于郑和下西洋具有重要意义。此时阿拉伯人的天文航海技术也十分成熟，在世界上处于前列，“牵星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导航方法。至于中国人的“牵星术”和阿拉伯人的“牵星术”哪个出现得更早，目前尚无定论。可以确信的是，《郑和航海图》是吸收了前人丰富的航海经验，总结了自身的航海实践，又吸收了外国先进航海技术精心设计绘制而成的，是郑和等中国古代航海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评价说：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此外，马尔德（Mulder）最近还从领航员的角度研究了这些资料。在这些图上遇有海岛的地方，一般都绘有外线和内线，有时还为往程和返程分别画出了供选择的航线。……误差一般不超过5°，这对于1425年的舵工来说，可以认为是极好的了。（李约瑟《中国科技史》）《郑和航海图》最早被英国人乔治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所发现，这位西方汉学家也成为研究《郑和航海图》最早的人。他从公元1873年开始研究，于公元1885年发表了论文，对《郑和航海图》上几乎所有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充分肯定了《郑和航海图》记载的可靠性。在国内，最早对《郑和航海图》有所评论的是梁启超和冯承钧，后来重庆南洋研究所的范文涛（史学家范文澜的堂妹）于1943年出版了《〈郑和航海图〉考》，该所学术秘书张礼千发表了《东西洋考中之针路》。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久负盛名的《坤舆万国全图》，作为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创举，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的成果，现在则被更多专家考证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于1430年左右所绘制。华人学者李兆良先生通过大量详细的考证得出这一结论，同时获得美国地图双年会以及中科院院士高俊和廖克的认可。李兆良先生著有《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指出中国、日本等地名是永乐年间的历史地理，不是利玛窦时代的。李兆良先生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说明当时中国在航海、地理、测绘等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和绘制地图的技术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古代航海文明和科技水平的文化自信，也为理解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专家的结论，《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历史地理非常精准，它所反映的地名都是1430年左右全世界的历史地理，也就是说，《坤舆万国全图》上全世界的地名都是郑和时代的历史地理，每一个地名都是郑和环球航行实测并实地核实和记录的。因此，《坤舆万国全图》不但推翻了世界史近代三大经典学说，即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还推翻了西方伪史，即古典伪史、古埃及伪史、两河伪史、近代伪史。时至今日，西方已在无奈之下承认《坤舆万国全图》是由中国人绘制的，而这并非源于他们的道德自觉，而是李兆良先生凭借确凿无疑的证据，使其不得不低头认可。以下将详细阐述李兆良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关键证据。其一，从地图内容细节来看，利玛窦身为欧洲人，然而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对于欧洲部分的描绘却极为简略。这一显著特征不禁让人质疑，若绘图者是欧洲人，怎会对自己家乡的地形如此生疏？这无疑从侧面暗示了该图并非出自欧洲人之手。其二，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左上角，有文字明确提及制图时间是华夏与欧洲相通 70 多年。经过严谨的推算，这一时间节点恰好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时段精准吻合，这为该图与中国航海活动的紧密联系提供了有力的时间线索。其三，图中精准标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榆木川和斡难河等地名。榆木川仅仅是一片榆木林，却具有特殊意义，它正是明成祖朱棣去世的地点，而斡难河则是他征战所到达的最远之地。这些特定地名的出现，有力地表明《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时间大约就在明成祖朱棣去世前后。作为一个外国人，利玛窦又怎会特意标注与明朝皇帝密切相关的这些地名呢？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其四，纵观《坤舆万国全图》，通篇没有一处拉丁文字，仅有少量地方采用当地土语进行翻译，而绝大多数地名都是用汉字进行详细描述。这种情况在南北美洲的地图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充分说明美洲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佐证了该图可能是由中国人绘制的推测。其五，欧洲方面曾宣称《坤舆万国全图》是依据他们的地图抄录而成，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所谓的原版地图在内容的详尽程度上远远不及《坤舆万国全图》，而且欧洲地图上还存在着诸如阿拉斯加与亚洲相连这样的明显错误，而在《坤舆万国全图》中，这一地理信息的绘制却是准确无误的。这清晰地表明，《坤舆万国全图》不可能是抄袭欧洲地图而来，反而有可能是欧洲地图的参考蓝本。其六，在美国出土了一块明朝宣德金牌，其材质为黄铜，与宣德炉的制作材料完全相同。金牌背面刻有六个汉字，清晰地写着“大明宣德委赐”。经过科学严谨的验证，这块金牌被确认为真品。而在明朝宣德时期，郑和曾于 1430 年开启第七次下西洋的壮举。由此合理推测，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郑和船队在美洲登陆时赐予当地原住民的重要物证，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美洲在历史上的联系。关于《对利玛窦绘制中国最早世界地图一说的七点质疑》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为何不太可能是由西方人利玛窦绘制的呢？下面我们用最浅显的逻辑来把其中存在的七个疑点梳理清楚。第一，利玛窦身为欧洲人，在明朝时期来到中国传教，那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为何没把西方放在地图的中心位置，反而是将中国置于中间呢？我们看看现在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无一不是把他们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呀。这与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呈现出的情况截然不同，着实让人费解。第二，利玛窦为什么会把自己家门口的海洋称作“大西洋”呢？要知道地球本就是球形的，原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东西之分呀。倒是中国古代习惯以“东土”自称，所以会把地图上左侧的土地称作西方。而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呢。利玛窦这样的命名方式，似乎不符合西方一贯的认知逻辑，反而更契合中国的习惯。第三，《坤舆万国全图》首先标注澳洲为“南方之地”，然而在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绘制完成之时，按照西方的历史记载，澳洲还未被西方所知晓呢，直到4年后的1606年，才由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发现。而且不止澳洲，这张图上还出现了200年后欧洲人才了解的美洲地理知识。这就奇怪了，怎么会提前知晓这些地理信息呢？实在是难以解释呀。第四，利玛窦作为欧洲人，在《坤舆万国全图》里对欧洲部分的描绘显得极为简略，就好像他对自己家乡那片区域不太熟悉似的。相反，图上的中国地名却写得非常详细。他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地，同时也是宗教领地的马切拉塔都没有画出来，这就好比中国人画一幅中国地图，却不标注北京、上海一样，这显然违背常理呀。第五，据说《坤舆万国全图》是参考奥特里乌斯、墨卡托绘制的地图母本创作的。可事实上，奥特里乌斯和墨卡托的地图比《坤舆万国全图》要简单得多，而且其中还存在不少错误。比如在他们的地图里，阿拉斯加和亚洲是相通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坤舆万国全图》绘制的却是正确的。常理来讲，正确的地图去抄袭错误的地图，怎么可能把错误的地方抄成对的呢？这根本说不通呀。第六，《坤舆万国全图》到目前为止就只有中文版存世。不管是中国、梵蒂冈还是日本所收藏的版本，都未曾发现过外文版，无论是古希腊文、英文、法文还是意大利文版本，都从未见过，完全没有相关物证来证明它有外文版本呀。第七，再来看看《坤舆万国全图》这个名字，充满了中华特色。中国人一直用“乾”代表着天，“坤”代表着地，“舆”在古代是车的底座，有着支撑、承载的意思，“万”也是我国特有的计数概念，英文单词里根本没有直接对应“万”的表达，“万”是十个千，英文叫“ten thousand”，所以“坤舆万国全图”意思就是大地承载着世界万国。如果这个名字是翻译过来的，那它的外文原名又是什么呢？而且即便对于那些精通中国文化的外国语言大师来说，也很难翻译出如此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名称呀。最后，在2017年的时候，梵蒂冈、耶稣会等西方的资料库和网站陆陆续续把《坤舆万国全图》作者利玛窦的名字给删除了。虽然并没有公开对外发布消息，但这是不是在默认《坤舆万国全图》和利玛窦并无关联呢？还可以列举一个郑和船队多代表的先进技术。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船只数量少则一百多艘，多则两百多艘，并且还设置了一百零九条针路，在如此多而复杂的航路上，郑和是如何实施船队指挥的呢？根据零星史料和中国古代的传统做法，郑和船队至少采用了三种通信联络方法：第一，旌旗灯火为号；第二，锣鼓喇叭传音；第三，飞鸽传递书信。在唐代，我国已经对海上使用鸽子通信的技术十分熟悉，并给予高度重视。到了明代，我国的养鸽、驯鸽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专门介绍和论述鸽子的书籍《鸽经》。虽然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典籍中，找不到有关使用鸽子传递信息的直接记载，但已经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术的郑和船队，对飞鸽传书这样普遍的通信手段是不会不去使用的。典籍记载：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郑和开始了第六次下西洋，这次下西洋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护送来中国的十六个国家的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并同时要利用护送使臣的机会，访问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赏赐。这次下西洋由于要赶年初的季风，所以走得匆忙，有些国家的使臣没有做好回国准备，皇帝只好让他们分批回国。这样，郑和船队就载着一部分国家的使臣出发了。当几个月以后郑和船队抵达了苏门答腊一带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皇帝的一封敕谕，敕谕中说，留下的那些国家的使臣也要回国，让郑和派洪保到指定的地方迎接他们，然后护送他们回国。于是，郑和就按照皇帝的命令，将两批使臣分别送回了他们的国家。这件事在《明史》和《西洋番国志》这两部典籍中都有记载。当人们在研究这件事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在没有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情况下，皇帝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将敕谕送到千里之外的郑和手上的？经过深入研究，史学家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朱棣就是利用鸽子给郑和发那道敕谕的。而郑和也是利用飞鸽传书来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船队的。毫无疑问，作为历史性、世界性的创举，郑和七次下西洋取得了诸多成就。学者们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了“郑和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等不同学科领域，郑和下西洋都有无穷的宝藏待挖掘。《明史》载：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曾经跟随郑和七下西洋的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着一支小型船队出使苏门答刺。但却没有发现有关郑和的信息，记载中的船队也没有了以往的恢宏气势。原来郑和已经去世了。郑和是在何时何地去世的？他的最终归宿在哪里？自古以来说法不一：一、亦老且死说。清代史官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中在谈到郑和之死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而和亦老且死。(《明史》卷三二五)清代编纂的《明史稿》也有类似的记载。由于史官们拿不出郑和去世的确切依据，无法对死情进行详细记录，只能采取模糊处理，对郑和死于何时何地，葬在何处，一概不予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二、终老南京说。不细述。三、病逝古里说。郑和下西洋研究的著名学者郑一钧先生，曾根据新发现的史料《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记载，还原了郑和去世和安葬的大体经过：公元1431年1月，郑和船队从南京龙江船厂出发，开始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程。公元1432年年底，船队到达天方国，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船队从天方国开始返程。公元1433年3月底4月初，郑和船队到达古里，就是现在印度的卡利卡特，在这里郑和船队停留了九天，就是在这九天中，郑和病逝了，至于什么病，已经无从查考。公元1433年7月下旬，郑和船队回到南京，完成了第七次下西洋。九天以后，郑和船队带着郑和的遗体继续踏上返程，经过苏门答刺、满剌加，到达了爪哇国。由于到达爪哇时的季节已进入盛夏，天气炎热，郑和遗体无法继续保存，于是王景弘决定在爪哇安葬。安葬的地点，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市。“三宝”是人们对郑和的称呼，“垅”就是坟，“三宝垅”就是“郑和坟”的意思。郑一钧先生认为，这座城市的名字，证明了郑和遗体安葬在这里。虽然郑一钧先生依据《非幻庵香火圣像记》所进行的上述论证和分析很有道理，但《非幻庵香火圣像记》毕竟不是直接反映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史料，是别人在郑和逝世二十四年以后写成的，并且它是孤证，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郑和根本就不是死在古里国，而是死在国内。主要因为，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最主要的三部文献，三位作者马欢、费信、巩珍都曾跟随郑和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他们的著述中所记载的都是亲力亲为，可信度极高。可是，在他们各自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在第七次下西洋中郑和曾经到过古里国，更没提到郑和逝世于古里国。如果郑和真的死于古里国，那么如此大的事情，这三个人是不可能不记录在他们的著述中的。由此可以断定，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中没有到过古里国。既然没到古里国，就不可能死于古里国。对此，目前尚无定论。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郑和本人以及他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评价。郑和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他是七下西洋的主导者，他为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毫无疑义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郑和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此论可谓中肯。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由交通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宣部、外交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17个单位和团体组成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全国各地以此为契机，利用郑和下西洋遗址、遗迹为载体，通过塑造郑和像、修建郑和纪念馆、主题公园和展览馆等方式，将郑和下西洋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九鼎神州，圣王昭明统万邦；横绝群伦，俯瞰环球一牖窗。试想一下，在汹涌澎湃的印度洋上，一支威武雄壮的船队，乘风破浪，平敌酋，传文明，化万邦，中华之风，普泽远方。何其宏伟也！彬宇先生怀郑和七律，正是通过对郑和生平功绩的赞美，表达了对中国古代辉煌历史和先进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激励着我们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展现中国的魅力和影响力。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全国。《书‧尧典》：“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诗‧大雅‧文王》：“仪刑 文王 ，万邦作孚。”郑玄笺： “仪法文王 之事， 则天下咸信而顺之。” 三国 魏 曹植 《上责躬应诏诗表》： “君临万邦，万邦既化。”唐·白居易 《贺雨》诗： “遂下罪己诏， 殷勤告万邦。”明·张居正 《恭励圣学诗》： “元后辅万邦， 绥猷良不易。”张红星教授注解：九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战国时，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周显王时，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唐武后、宋徽宗也曾铸九鼎。《史记‧封禅书》：“ 禹收九牧之金， 铸九鼎。 皆尝亨鬺上帝鬼神。 遭圣则兴， 鼎迁于 夏 商 。周 德衰， 宋 之社亡， 鼎乃沦没， 伏而不见。”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南朝·宋·谢瞻 《张子房诗》： “力政吞九鼎， 苛慝暴三殇。”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诗：“早遣阿瞒移九鼎，人间何处有 严陵 。”清·龚自珍 《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 “诸经有《法华》， 王者之有九鼎， 家业之有总帐簿也。”神州：中国的别称。太平天国·洪仁玕 《干王洪宝制》： “堂堂中土，亘古制 匈奴 ；烈烈神州， 岂今宥胡狗！”圣王：古指德才超群达于至境之帝王。《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 诸侯放恣， 处士横议， 杨朱 、 墨翟 之言盈天下。”唐·柳宗元 《封建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 尧 、 舜 、 禹 、 汤 、 文 、 武 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 势不可也。”恒言：常言，俗语。《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 天下国家。”明·刘基 《官箴上》： “人有恒言： 视民如儿， 无反厥好。”清·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传， 只为上山擒虎易， 开口告人难。 ’此二语虽属恒言， 人人可道， 独不宜出五娘之口。”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礼记‧乐记》：“是故审声以知音， 审音以知乐， 审乐以知政， 而治道备矣。”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议对》：“夫驳议偏辨， 各执异见；对策揄扬， 大明治道。”宋·王安石 《答曾公立书》： “治道之兴， 邪人不利。”王闿运 《＜尚书大传＞序》： “然就其断章， 寻与宏旨， 足以佐治道， 存先典， 明古训， 雄文章。”心降：犹心服。唐·黄滔 《答陈磻隐论诗书》：“自向叨希畋珠邱金穴、口讽心降之言，其复家传奥言、身周雄文者乎？” 前蜀·韦庄 《和人岁晏旅舍见寄》：“意合论文后，心降得句初。”人文：指礼乐教化。《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 “言圣人观察人文， 则诗书礼乐之谓， 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 化成天下， 人文也。”唐·皎然 《读张曲江集》诗： “相公乃天盖，人文佐生成。”化成：教化成功。《易‧恒》：“圣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汉书‧贾谊传》：“故化成俗定， 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 国耳忘家， 公耳忘私。”唐·权德舆 《奉和圣制重阳日》诗： “宸衷在化成， 藻思焕琼琚。”宋·张世南 《游宦纪闻》卷八： “其要在于择善脩身， 至于化成天下。”昭明：显明；显著。《书‧尧典》：“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孔传： “昭亦明也。”宋·司马光 《＜吕献可章奏集＞序》： “君子之讥著之策书而昭明， 垂之百世而不泯。”明·张居正 《翰林院读书说》： “乃今圣化昭明， 观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指使显明。《国语‧周语下》：“夫礼之立成者为饫， 昭明大节而已。”汉·班固 《典引》：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 昭明好恶， 不遗微细。”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睢水》：“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还指光明。 《诗‧大雅‧既醉》：“君子万年， 介尔昭明。”高亨 注： “昭明， 光明也。”《韩诗外传》卷三： “故天不变经， 地不易形， 日月昭明， 列宿有常。”明·吴承恩 《＜淮郡文献志＞后序》： “又何以对古开来，博大昭明，若斯也哉。”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全国。《书‧尧典》：“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诗‧大雅‧文王》：“仪刑 文王 ，万邦作孚。”郑玄笺： “仪法文王 之事， 则天下咸信而顺之。” 三国 魏 曹植 《上责躬应诏诗表》： “君临万邦，万邦既化。”唐·白居易 《贺雨》诗： “遂下罪己诏， 殷勤告万邦。”明·张居正 《恭励圣学诗》： “元后辅万邦， 绥猷良不易。”横绝：超绝，超出。明·李东阳 《送萧履庵诗序》： “时 履庵尚未第， 其清词妙翰， 横绝时辈。”清·曹寅 《送亮生游闽》诗之一： “横绝文林世不知， 谁供五木解嘲诗。”群伦：同类或同等的人们。汉·扬雄 《法言‧孝至》：“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 冠乎群伦。”唐·刘禹锡 《袁州广禅师碑》： “惟四海之大， 群伦之富， 必有以得其门而会其宗者。”未有：没有；不曾有。《诗‧大雅‧绵》：“ 古公亶父 ，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史记‧魏公子列传》：“ 如姬 之欲为公子死， 无所辞， 顾未有路耳。” 《梁书‧许懋传》：“且 燧人 以前至 周之世， 未有君臣， 人心淳朴。” 《水浒传》第二一回： “（宋江）在这里做押司， 只是客居……敢怕是未有家室。” 清·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然笔能杀人， 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之较刀之杀人， 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诫世者。”纵观：恣意观看。《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 常繇 咸阳， 纵观， 观秦皇帝 ，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北史‧裴矩传》：“复令张掖 、 武威士女盛饰纵观， 填咽周亘数十里， 以示中国之盛。” 清·蒋泩 《重表唐伯虎遗墓》诗： “诗作生涯酒作年， 纵观大地总荒阡。”清·冒襄 《影梅庵忆语》： “脱有不测， 前与君纵观大海， 狂澜万顷， 是吾葬身处也。” 也指纵览， 博览。宋·苏舜钦 《答范资政书》： “日甚闲旷， 得以纵观书策。”清·龚自珍 《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 “臣伏处下士之列， 纵观史册之盛。” 亘古：贯穿古代；整个古代。南朝·宋 鲍照 《河清颂》： “亘古通今， 明鲜晦多。”明·方孝孺 《郑府君哀辞》： “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也指自古以来；从来。明·谢肇淛 《五杂俎‧人部一》：“ 王氏以妇人能之，尤亘古所无也。” 《红楼梦》第六八回： “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 才这样待你。”无双：独一无二；没有可比。《庄子‧盗跖》：“生而长大， 美好无双。”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 才气， 天下无双。”唐 温庭筠 《照影曲》： “桃花百媚如欲语， 曾为无双今两身。” 西海：传说中西方之神海。《楚辞‧离骚》：“路 不周 以左转兮， 指西海以为期。” 《山海经‧南山经》：“ 招摇之山 ， 临于西海之上。”也指西方。 对中原而言。 《荀子‧王制》：“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 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汉 刘向 《新序‧善谋》：“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还指西洋。清·冯桂芬 《采西学议》： “ 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 即西海。”俯瞰：从高处往下看。唐·元稹 《松鹤》诗： “俯瞰九江 水， 旁瞻万里壑。”清·陆以湉 《冷庐杂识‧笙鹤楼》：“ 杭州 吴山 城隍庙后 淳素房 笙鹤楼 ， 俯瞰 西湖， 境绝超旷。”环球：全球，全世界。《老残游记》第十一回：“不但中国 自有书籍以来， 未曾听得有比上帝再尊的， 即环球各国亦没有人说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牖窗：窗户。《书‧顾命》：“牖间南向， 敷重篾席。”孔颖达疏： “牖，谓窗也。”</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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