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兴微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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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杜海峰绘制《兴微继绝古调独弹辜鸿铭》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2175adf41783ae83a954ce4acb87d47u1.png?imageView2/2/w/1260" />壬午岁怀辜鸿铭华胄生西域，狂澜砥柱身。儒经成九译，鬓雪守孤筠。绛帐遗民在，青衫故国亲。斯文犹未丧，风骨更嶙峋。黄德劲先生评析：彬宇先生怀辜鸿铭五律用典凝练，古意盎然，平仄严谨，对仗工稳，用词典雅考究。“华胄”（华夏后裔）“九译”（指代多语种翻译）“孤筠”（独竹喻气节）“绛帐”（汉代马融授学典故）等，贴合辜氏“尊古崇经”的学术立场，诗风如辜氏本人般，古调遗风，卓然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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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氏生为“华胄”却长于英属马来西亚（“生西域”实指南洋），精通西学却毕生捍卫儒家文明（其《中国人的精神》风靡欧洲）。诗中以“九译儒经”（将四书译为西文）与“守孤筠”形成张力，揭示其以西学手段护卫东方价值的非凡之举，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遗民”非指政治遗老，而是文化遗孤（辜氏反对全盘西化，与康有为等改良派亦不妥协）。“绛帐遗民在”强调其在教育阵地的抗争（北大授课时穿前清装束），启迪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贵。兴微继绝，古调独弹。辜鸿铭的狷介狂傲，正是“风骨更嶙峋”，是对媚外风气的反叛，显示了民族气节在国家危亡中的基石作用。辜鸿铭以“不妥协的抵抗者”姿态证明：民族精神的韧度不在于趋同，而在于以深厚学养“独弹古调”，在文化交锋中刻塑“嶙峋风骨”。辜鸿铭（1856年6月30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辜鸿铭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俄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作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文化奇人，辜鸿铭先生的一生，见证了非常时期的中国变迁。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生在西 心在中”“译传西 扬我中”“不惧西 不负中”简析之。生在西 心在中“华胄生西域，狂澜砥柱身。”首联开宗明义，指出了辜鸿铭先生的身世定位与文化站位。而“华胄”即华夏贵胄与“西域”，实指南洋的时空撕裂感，浓缩了辜鸿铭毕生的矛盾所在——生于槟榔屿的马来西亚华侨后裔，却成中华文明的忠实捍卫者。“狂澜”暗喻西方文化入侵（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砥柱”则取三门峡神砥传说，暗合其1901年《尊王篇》事件：用英文撰文驳斥列强侵华正当性，如中流砥柱力抗时代洪流。该联揭示文化认同超越血缘地缘——在全球殖民体系下，辜氏以“逆生长”的姿态，完成了精神上的认祖归宗。辜鸿铭先祖本姓陈，世代在闽南捕鱼为生。陈家知书达礼，勤劳持家，甚得乡里渔民敬慕。到陈敦源一代，因染有嗜酒习性，家事由之而衰。后陈敦源酒醉失手伤了人命，为避官府缉拿，即携带家眷，摇自家渔船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登陆落户，成为创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也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八股科举中举后，在林则徐手下为官，曾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理槟榔屿的橡胶园，颇得老板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汤生父亲一口流利的中国闽南话、英语和马来语，母亲所操萄语及英语，让汤生不仅鹦鹉学舌得很快，而且记忆惊人，入耳不忘，被布朗惊叹为“神童”。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让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当年，布朗的绅士父亲期望儿子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学者，可他却认为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最后做了个商人、富翁、牧师。十几年来，布朗一直为违背父亲的愿望而内疚。又因膝下无子，便利用走遍世界各地做买卖的机会，留心找个聪明小孩来培养，让他来替自己隔代实现父亲的遗愿。众里寻他千百度，他慧眼识才，选中汤生为义子。1867年前后，布朗夫妇将橡胶园交给辜紫云代为经营，带汤生返苏格兰老家，他要用整座庄园来换一个汤生。仆人认为太不可思议，须知这数千公顷的庄园可是他一世的家业。布朗却说，一百年后，世界肯定不会记住这里的庄园主，却会记住我造就的奇才！舍不得孩子远离的辜紫云见布朗情真意切，且赴欧洲读书有利儿子成长，只好忍疼割爱。临行前，他特意带儿子游览两千多英尺高的升旗山，站在高处遥指渺渺东方，深情无限地说：孩子，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中国，不论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槟城最古老的佛寺青云亭内，供奉着那位奉旨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的塑像。辜紫云在这里摆上供品，焚上长香，拉儿子双膝跪下，告诫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马来人、英国人、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法国人，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又指着他的辫子说：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切不可剪辫子；第二，切不可信耶教。父亲的话，让汤生牢牢记下了“中国人”三个字。11岁的汤生跟随义父远涉重洋抵达苏格兰。布朗为养子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要使汤生将来有所作为，首先须攻克语言关。因为生长在英据殖民地，母亲又是欧人，汤生的英文水平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如今又身处苏格兰，不愁学不成英文。学识渊博、卓有远见的布朗做出了耸人听闻的决策：先教汤生学德语，英语次之。布朗先生给了汤生极高强度的锻炼。背下了厚厚一部德文的《浮士德》，背下了六千五百多行的英文《失乐园》，背下了莎翁的全部戏剧……在对汤生进行语言教育安排的同时，布朗一刻也没放松充实他的科学基础知识，不仅亲自教他数学，还高薪聘请苏格兰最好的老师住在家里，教他数理化。为此还专门在家开设了科学实验室。盛世难逢，名师难遇。名师选中了奇徒，奇徒也遇到了名师。14岁，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加上又有回到中国福州经商的胞兄辜鸿德资助，汤生的生活完全贵族化，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自然成了为数不多的种族歧视的对象。刚入英国时，辜鸿铭脑后的辫子就曾引起当地人的惊奇和性别误解，只是因为父亲的嘱咐言犹在耳而坚持不剪。回到苏格兰后，汤生考入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邀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年轻的汤生心灵造成七级“地震”。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一长溜大人物对中国儒家文明的热衷赞赏，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在浪漫主义文学这个殿堂里，他品尝到艺术的美妙，感受到人性的共鸣，最重要的是，是他从中窥见到了母国文明的价值，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因为对中国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坦然，他特地给自己取了英文名：Amoyku(辜厦门)。于是当西方人虔诚地祷告基督，深情地献花给故去亲人时，汤生也想到了自己长眠故土的祖先。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遥祭祖先。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20岁的汤生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这个令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学位，让人望而却步，因为它必须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德国人举办纪念奥托·冯·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辜鸿铭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在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后，辜鸿铭旋赴巴黎——布朗回槟榔屿前叮嘱他要学习优雅的法语，进一步了解西方的世故人情。布朗曾毫无保留地告诉养子辜鸿铭：伦敦、巴黎、华盛顿是世界上最大的强盗大本营，什么皇帝皇后总统都想着掠夺世界的资财，奴役世界的人民。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已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布朗家人万分欣慰之余，不无沉痛地相告:其亲生父母和义父布朗均不幸先后下世，怕影响他的学业，遗嘱不以丧告。捧看父亲临终前写就的“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言，汤生泪落倾盆，立时就希望生就一对翅膀，飞回东方，飞到父母墓前。布朗家人理解汤生的心情，支持他东返，还把布朗病逝前的寄语相告：汤生，你在英国学的是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在德国学的是科学，欧洲之学可谓已现在送你回东方，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学深学透，然后，将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1880年，在英国的欢歌笑语和蓝天皓月中，西装革履、留着中分头、一副洋博士派头的汤生登上了东返的轮船。在父母和义父墓地祭祀后，待心绪平定，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一年后的岁末，大清帝国派往南洋宣慰侨胞的官员到了新加坡。汤生得知消息，怀着好奇之心，立即前去该官员下榻的宾馆拜访，看个究竟。没想到这一去，改变了他日后的生活和命运。这位奉命来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的中国官员，姓马名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可不是个等闲人物。他幼年曾随兄长马相伯就读于上海天主教办的徐汇公学，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入修道院后，却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愤然退出。1876年被李鸿章选派赴法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在法期间，有以白种人自傲者，马建忠必折之使服。他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争个高低，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仅用三年时间，马建忠就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很快成其肱股心腹，帮办洋务，清廷将其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馆候选人。学贯中西，旧学基础扎实，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字的马建忠，身着大清官服，气宇不凡，举手投足俨然正宗的中国学者派头，汤生初见之下，骤然间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震慑力。博学的马建忠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口若悬河般诉出，听得汤生犹如迷途已久的旅人在茫茫荒漠中见到了绿洲。他把马建忠的话尽皆装入耳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就不要说了，两千年来，他们个个炳如日月星辰，光彩照人。在弥尔顿出世前，我们已经有过《诗经》，有过屈原，也有过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在莎士比亚时代，我们也可以找出关汉卿、汤显祖来与他比肩；至于写下《法国革命史》的卡莱尔，我们的司马迁哪点逊色于他！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彻底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轨迹：他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专心学习中国文化。对于这次长达三天的晤谈，辜鸿铭回忆道：“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之后，他便开始蓄长辫、着古装，对于他而言，那根辫子是“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依托自己雄厚的西方语言锻炼，1883年，辜鸿铭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义无反顾又抖擞昂扬地走上了宣介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彬宇先生首联以“华胄生西域”构建文化血缘与地理归属的撕裂感，用“狂澜砥柱身”铸就逆流而上的精神图腾——生于南洋的辜鸿铭魂系华夏，在清末西潮裂岸之际，以单薄之躯化作战浪礁石，以思想为桩锚定文明漂移的危舟。此十四字既为其人作史，亦为风骨立碑。可遥见巨浪中一风帆，劈波而前矣！译传西 扬我中“儒经成九译，鬓雪守孤筠。”颔联“九译”既实指其精通9国语言翻译《四书》（1898年英译《论语》），更暗合《史记》“重九译而至”的文明朝圣之意，将翻译行为升格为跨文明传道。此联妙在“鬓雪”（白发）与“孤筠”（青竹）形成的色彩对冲。辜氏晚年留辫穿旧服在北大授课的行为艺术，一个“守”字点中了要害——辜鸿铭先生的身影，恰似雪压青竹，而青竹风骨愈劲。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华时，辜以“你以为辫子可笑？它是华夏精神的冠冕！”回应，正是“孤筠”精神的现实注脚。“中国社会科学网”公号文章《辜鸿铭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及其启示》写道：在近代翻译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晚清名士辜鸿铭就是“中学西传”的典型代表。……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在其《中庸》英译本的序言中表达了《中庸》是中华智慧之书，其英译是为了便于欧美人了解中国文化之“道”，培养道德责任感。有人据此认为，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文化，呈现中国良好形象。实际上，辜鸿铭的真正意图在于救世。他翻译《中庸》（1906）、《论语》（1898）的着眼点是全人类。他认为《论语》的翻译，其核心在君子之仁，也是西人所缺失之道德。他说：“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矛戈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于此也。”显然，辜鸿铭翻译中国经典的关注点在于全人类的文明教化。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是因为他试图依据儒家文化设计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重建人类道德伦理秩序。辜鸿铭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力图将其中包含的道德价值译介到西方文化之中，以力劝西方社会接受仁爱道德文明，放弃枪炮暴力文明。虽然“四书五经”之前已有翻译，但辜鸿铭认为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并不准确，甚至有误读之嫌。出于对前人翻译中国经典的否定性评价和纠错意图，辜鸿铭进行了重译。辜鸿铭对中国经典跨语言阅读障碍的充分了解，以及他为读者减轻阅读理解困难而进行的努力，历历可见。辜鸿铭是首个独立向西方系统译介儒家经典的中国学者，将《论语》《中庸》《大学》译为英文，打破西方传教士垄断翻译的局面。其采用“厚译法”，广泛援引歌德、卡莱尔等西方哲人著作注解儒家思想，帮助西方读者理解；通过意译而非直译的方式重构文本（如将“礼”译为“art”而非“ritual”），传递文化内核而非字面含义，体现了深厚的跨东西文化素养。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鸿铭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译本在欧美广受赞誉，毛姆、托尔斯泰等作家曾与其交流，林语堂称其译作“让古代经典之光穿透哲学注入西方”。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问世，一下子就轰动了西方世界：原来中国人还有那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其精准传递《论语》中“君子”“仁”等核心概念，被西方高校用作教材。辜鸿铭的翻译实践奠定了“中学西传”的基石，重新定义了儒家经典在西方学术界的阐释方式，被誉为“东方文化圣哲”。在上海期间，因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结识了《泰晤士报》首任驻华记者柯乐洪，应邀担任过一段私人翻译，跟着他去天津、上海等地转了一圈，会晤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中外名人，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略有了解。随后，辜鸿铭转赴福建探亲。先是在福州投靠伯父，却无从找事来做。返同安、惠安祖籍地小住，寻踪祭祖完毕，乃复折回香港，不意在船上遇见杨玉书。杨玉书乃广州候补知府。张之洞督两广后，法越战事正紧，战火已燃至中国。这年七月，法国远征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张之洞震惊之余，命杨玉书赴闽侦事。杨玉书由闽入港折回广州，在船上一睹辜鸿铭舌战洋人的风采，不觉动了爱才荐才之心。辜鸿铭由此进了张之洞幕府，一干就是二十年。此时正是1885年，辜鸿铭不满三十岁。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辜鸿铭被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在为张之洞幕府工作时期，辜鸿铭以“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而闻名。又时常以英文著书立说，或借机宣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或尽力为晚清政府辩护。还先后于《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刊物之上，以愤切之言强烈谴责当时以英国海盗为首的帝国列强，在国际间引起极大反响。之后，辜鸿铭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不改保守主义初衷，对儒学之治倍加推崇，提出“只有孔孟之道才可以救中国”，而对西方所谓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新式政治观念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这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评判英国议会制度的文章中，辜鸿铭曾直言：“西洋之乱，于斯已极。”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中日甲午海战后，1898年，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停留期间，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在1901年论文《尊王篇》中，辜鸿铭猛烈抨击列强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八国联军的残暴行径，完全不能称为“文明”；与此同时，辜鸿铭也为中国政府及中华文明进行了辩护。为批判和驳斥列强以“黄祸论”为侵略理由，辜鸿铭重新定义了“文明与野蛮”。在他看来：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只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时任美国亚细亚舰队总司令艾文斯读过《尊王篇》一书后，给辜鸿铭写信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所写的每一个字，我们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后，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随着危机的缓解，辜鸿铭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越来越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鸿铭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对于辜鸿铭的语言天赋，有传说1889年，俄皇太子来湖北旅游，同来的有希腊王子和一些王公大臣，气派很大。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迎接，俄皇太子询问他的随从人员职务和名字,辜鸿铭一一翻译，介绍给俄皇太子。晚上，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款待俄皇太子一行。宴会上，俄皇太子与希腊王子谈话，为避人耳目，改用俄语说今晚有别的约会，喝酒要有所节制。辜鸿铭原用法语翻译，听他们用俄语谈话，也用俄语对他们说:“今天这桌饭做得很好，请放心去吃，决不会影响下顿饭的。”两王子听后深感惊讶。张之洞有吸鼻烟的嗜好，希腊王子看了十分好奇，他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老头儿吸的是什么东西？”辜鸿铭不动声色地示意张之洞将鼻烟壶递给王子，让他看看，两位王子感到十分震惊。彬宇先生颔联以“九译儒经”之文明传薪对比“鬓雪守孤筠”之孤节自持——辜鸿铭皓首穷经将儒家典籍译为西洋文字，却以雪鬓长辫的决绝姿态，在风刀霜剑中独守中华文化如嶙峋翠竹。十四字铸就知识拓疆者与精神守陵人的矛盾统一。不惧西 不负中“绛帐遗民在，青衫故国亲。”颈联“绛帐”用东汉马融授课垂红纱帐典故，却冠以“遗民”后缀（原指前朝遗老），暗讽北大新派学者；“青衫”取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意象，将民国弃儿（辜被讽“老古董”）转化为《琵琶行》式的精神贵族。红帐（传统）与青衫（士子）的配色博弈，呼应辜鸿铭的课堂宣言：“吾头上的辫子有形，诸君心中的辫子无形！” “斯文犹未丧，风骨更嶙峋。”尾联“斯文未丧”化用《论语·子罕》孔子困于匡城典故，将孔子“天之未丧斯文也”的使命感，移植于民国乱世语境，喻辜为后代“素王”。“嶙峋”本义为山石峻峭，诗人赋予其动态意象——风蚀骨立却棱角愈锐，正合辜氏名言：“我脑后辫子易剪，诸君精神辫子难除！”1915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辜鸿铭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辜鸿铭学识渊博，尤其精通英国文学，讲课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中英文并用，常令学生折服。他上课时常常拖着长辫子，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这一形象在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北大校园里成为一道奇特风景。有一次在西餐厅吃饭，辜鸿铭遭到了北大学生的嘲讽，他以流利的多种语言回应，展现出卓越的才情。还有一次，他到北大上课，学生因他头上的辫子哄堂大笑，他从容地表示自己头上的辫子可以剪掉，但学生心中的辫子永远剪不掉。辜鸿铭是北大文学思想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阵营的人存在诸多分歧和论战。例如，胡适认为辜鸿铭留辫子是为了“标新立异”，辜鸿铭则嘲讽胡适的英文不过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辜鸿铭先生与林语堂先生的对话也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用汉语对林语堂说道：听说你和胡适之走得近啊。你知不知，胡适之讲起课或与朋友吹起牛来，白话不白话，哪还管得了许多？张君瑞说得好“红娘姐，这是我顾不得你了!”胡博士这时也顾不得白话了。林语堂觉得辜鸿铭真是搞笑高手，笑了笑，问：老先生为何不在北大讲演呢？“我再在北大讲演，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可就没地方吃饭了。”还有一次在演讲后，辜鸿铭得知林语堂即将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出口就是：“出去千万不要做买办”。“辜先生，我并不会做生意的。”林语堂解释道。身套西服的店员因被臭虫咬，拼命搔痒，心想，哪来这么多臭虫，专门咬中国人。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问身旁顾客：先生你倒说说，西方有臭虫吗？顾客认真考虑了半天，道：这臭虫嘛，应该是中国的特产品吧，西方不会有的。顾客中有人笑，有人也纳闷起来：是啊，西方有没有臭虫呀？说教的结果使林语堂略觉难堪，这是他出国前最后一次聆听自己推崇者的训谕。这次演讲后，辜鸿铭的著作又一次在洋人圈里热了起来。六国饭店附近的一家书店不知从哪搜集到一批辜鸿铭的洋文著作，皆以重要书籍的身份置于玻璃橱中，上面赫然醒目地用中英文写着:不懂洋文勿动。身套西服的店员因被臭虫咬，拼命搔痒，心想，哪来这么多臭虫，专门咬中国人。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问身旁顾客：先生你倒说说，西方有臭虫吗？顾客认真考虑了半天，道：这臭虫嘛，应该是中国的特产品吧，西方不会有的。顾客中有人笑，有人也纳闷起来：是啊，西方有没有臭虫呀？一位秃顶白人来到书店，一进门就用中国话问店员：请问，贵店有没有辜鸿铭先生的著作卖？店员急忙回答有，一边捧出几本辜鸿铭的外文版书，介绍道：这是大清光绪辛丑年(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这是宣统元年(1910年)出版的《清流传》，这是民国四年(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秃顶洋人听得喜笑颜开，说自己全要了。店员满脸堆笑道：忘了告诉先生，凡是辜鸿铭的著作，书价都得上浮一倍。秃顶洋人略微怔了怔，而后爽快道：值、值，辜鸿铭先生的著作嘛。店员收着款子，也不管洋人为什么喜欢辜鸿铭的书，却问起那个缠绕他甚久的问题来：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你们西方有臭虫吗？秃顶洋人又是一怔，继而放声大笑，说：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一个月前，我住伦敦，即遭臭虫咬呢。不仅伦敦有臭虫，巴黎、纽约也有，整个欧洲也时时发现讨厌的臭虫。望着秃顶洋人取了书出门远去，店员自言自语道：我还以为中国人不讲卫生，居室卑污，衣服垢秽，导致臭虫滋生，没想到号为净土的欧洲也有臭虫。看来我国人民崇拜洋人确实过甚。可他们洋人，为什么这般崇拜辜鸿铭呢？……1920年8月，辜鸿铭因支持满清复辟等原因被北大辞退。辜鸿铭最著名的著作《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便在这一期间出版并风靡。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他在序言一开头就说：“本书的内容，是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当今，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但两种文明的本质又是不相同的。“我们中国所拥有的真正的文明与欧洲错误的不道德的文明是根本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后者以‘新学’教导人们把有用的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末位，而中国真正的文明却以旧学教育和引导人们把廉耻、法律和正义置于任何有用与利益之上。”正因为本质不同，使两种文明在保证道德健全和维持国民秩序上走了不同的道路。西方走向了“物质崇拜”、强权和暴力。辜鸿铭将中国文明上述的本质特点称为，包涵一个比国际法“更高的法律，即‘君子之道’”，也即是“公平与正义”做事原则，因此，他认为，“在这个世界纷争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展示其文明、道德光辉的好时机；是一个中国人向欧美人民展示其是一个世界上所仅有的伟大民族的好时机；要让欧美人知道中国是一个四亿头脑都懂得‘君子之道’意义的民族；是一个义无反顾地置友谊、法律和正义于有用和利益之上，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民族！有谁知道，一个拥有四亿颗这种头脑的民族所树立的光辉榜样，会对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辜鸿铭说，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曾说过：“我清楚地看到滑膛枪崇拜的破产，这就像上帝的存在一样无疑，不需要以暴易暴，以枪易枪，唯有爱与正义的法则能引一场干净彻底的革命。”而“在中国的文明里，也有爱默生称之为的不以暴易暴的东西，即爱与正义的法则，那就是君子之道。如果中国在目前世界历史性危机中运用其文明里所固有的君子之道，有谁知道，正如爱默生说的，不会引起一场干净的革命、并能帮助结束这场给世界以毁灭、正在地球上到处漫延的可怕战争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辜鸿铭认为，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是西方缺失像中国文明一样的文明。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欧洲盛行的可怕战争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因正在于：欧美各民族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忘记了‘君子之道’，他们的行为即是孟子所谓‘先利而后义’，依据孟子的意思：‘苟为先利而后义’是‘不夺不餍’的。我认为，在欧洲和美洲各国没有认识到‘君子之道’的意义并因此达成协议时，即在置名誉、法律和正义于有用和利益之上以前，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和平之可言。我甚至坚信，在欧洲和美洲的人民没有看出他们处于错误的道路上并对此反省之前，在他们没有认识到目前令人震惊的残暴、痛苦的战争不仅给每个民族、给每一个人造成悲惨的恶果，而且这种有损欧洲光辉的错误和不道德的恶果正是他们所谓新学、自由和进步的文明不可避免的产物之前，世界上不可能有和平。”辜鸿铭对道德的尊崇，并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这种来自中国儒家的思想，以中国文明优秀的一面来反观西方文明之失，使他在欧洲知识界获得了共鸣。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见证了战争的残暴和非理性，对辜鸿铭宣扬的儒家思想的温柔敦厚、仁、义、礼和君子之道，更是心向往之。辜鸿铭在北大演讲《中国人的精神》时说，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是精深、博大、淳朴、优雅的，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没有任何野蛮、残忍、残暴的文雅，但绝不是绝望了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而是一种从容、镇定和历经磨练后的成熟，这种特性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无法完全地让人非常讨厌。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以自己的思想和超凡的语言能力赢得了西方的尊敬，因此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说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1924年，已是68岁的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去讲学，直到1927年才回国。他也是第一个被外国邀请去作长时间讲学的中国人。他在日本的演讲主要是用英文，从后来在日本出版的演讲集看， 3年时间他讲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何谓文化素养》《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东西文明异同论》《什么是民主》《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中国古典的精髓》等内容，不遗余力宣讲中国文化。在这些演讲中，他将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对比西方文明的进程进行了系统而简洁的介绍，特别是从个人生活、教育、社会、政治、文明五个方面比较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之处，他比较的结果是西方应该向中国文明学习的地方更多。他曾在这些演讲中寄望于日本维护并发扬东方文明，可惜事与愿违。其间，辜鸿铭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孙宜学《辜鸿铭眼中的泰戈尔》写道：辜鸿铭与泰戈尔，两位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圣人在北京相遇。对泰戈尔的来访，辜鸿铭显然抱有期待。同为东方文化的倡导者、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能在北京相聚，共同畅谈东方文明于世界文明的价值，当然不失为提倡东方文明力量的一次大聚合。5月2日，辜鸿铭专程从北京大学赶到清华大学会见泰戈尔。辜鸿铭与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的认识却因这次会面而有所改变。因为虽然两人都是东方文明的提倡者，但两人所谓的东方文明的内涵则是不同的。所以，辜鸿铭对泰戈尔似乎并无好感。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 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 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1924 年 7 月 24 日，辜鸿铭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泰戈尔与中国人》。 他承认泰戈尔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文明的人”，而且不顾年高，“仍不辞辛苦， 跋涉远游”，从印度来到中国，要给中国人带来美好的话语。 作为中国人自然要表示感谢，但探究到泰戈尔带给中国的佳音的 “底蕴”， 辜鸿铭不得不秉内心真实之感，而予以批评。在辜鸿铭看来，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文明是理性主义与科学相结合的产物，而印度文明则与一切理性主义和一切科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深刻对立。我们中国人如果真的想要觉醒，然后励精图治，我们就必须与这位诗人，与他的文明截然相反，并且拒绝他带来的音信。 ”基于自己一贯坚持的儒家学说，辜鸿铭指出：“这位印度诗人给我们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我们仍然坚信孔子的学说——坚信恢复青春和适应新情况的孔子的学说——坚信伟大的哲人孔子，他不像泰戈尔博士那样腾云驾雾，谬误百出。 ”“而至于泰戈尔，他是天才，是世界性的诗人。 但他只应去写诗吟诵，而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课”。在辜鸿铭眼中，泰戈尔才是落后的东方文明，即印度文明的代表，而在泰戈尔的批评者眼中，辜鸿铭却是与泰戈尔一样的鼓吹东方文明的“老少人妖”。辜鸿铭据以批评泰戈尔的理由，是他认为泰戈尔所谈的东方文化并不能称为东方文化，因为泰戈尔根本不懂东方文 化，更不懂中国文化，中国的《易经》泰戈尔根本不懂，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泰戈尔更不得要领。 他自信地说：“泰戈尔的著作中，也蕴藏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他不通《易经》，没有资格 讲演‘惟精惟一’那种最高深的真理。 所以，我警告他，我要把他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他，回印度去整理他的诗集，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 ”泰戈尔是爱印度的，也是爱世界的；辜鸿铭是爱中国的，也是爱世界的。但在共同向世界传播东方文明，并致力于用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时，他们才发现彼此所立足的文化土壤同中有别。 两人除了在清华园留下一张合影外，仍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东方文化复兴之梦，最终未能携手并进。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不幸患了感冒，未能痊愈。30日，一代文化巨擘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辜鸿铭先生以言语犀利著称，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 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 “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清末大臣）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真是一语中的。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 “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辜鸿铭借题发挥，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zhí）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真让人忍俊不禁。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茶壶论”。“纳妾制乃社会和祥的保证，是男人的安乐窝，怨女的绝育所。”“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 曾有两位美国女子驳斥辜鸿铭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辜鸿铭从容申辩： “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其理相同。” 辜鸿铭有“恋足癖”，尤其喜欢“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兴微继绝，古调独弹。总之，瓜皮帽、小辫子，长袍马褂加拐杖的辜鸿铭先生，是晚清极有个性而又对中华文明传播做出极大贡献的人物。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有人说他是“巨擘”，有人说他是“怪杰”。而“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奇才”，当为的论。概言之，该诗以五律之谨严，浓缩辜鸿铭三大文化贡献：译介经典打通中西（九译）、著书立说重构文明（斯文）、躬身践行守护传统（风骨）。用典方面，熔铸经史，化用诗赋，使历史厚度与文学美感兼备。意象选择上，西域、砥柱、孤筠、嶙峋等词，构建起地理边疆与文化核心的对话场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位“生于殖民地的文化宗主国捍卫者”的悖论性存在，乃不可多得之讽史咏人诗也！（本文多参考《辜鸿铭全传》·钟兆云）张红星教授注解：“华胄”：华夏后裔。指汉族。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呼应辜氏虽生于南洋，仍以中华血脉为荣。“西域”：代指马来西亚槟榔屿，暗合其“生在南洋”的特殊身世。典出《后汉书》“西域传”，喻文化交融之地理象征。“狂澜”：汹涌的波浪。唐·韩愈 《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 迴狂澜于既倒。”喻剧烈的社会变动或大的动乱。清·方文 《芜湖访宋玉叔计部感旧》诗之三：“一自狂澜翻大陆，遂令郎署属危途。”梁启超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时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澜，轰天撼地。”也喻指19世纪末西方殖民浪潮及新文化运动冲击。“砥柱”：化用《晏子春秋》“中流砥柱”，喻其坚守传统文化的姿态，如译经护道、北大留辫等特立独行之举。“九译”：辗转翻译。《史记‧大宛列传》：“重九译，致殊俗。”张守节正义：“言重重九遍译语而致。” 《文选‧张衡＜东京赋＞》：“重舌之人九译， 佥稽首而来王。”薛综注：“重舌谓晓夷狄语者。九译，九度译言始至中国者也。”双关其通晓九国语言（英、法、德等）与翻译《论语》《中庸》《大学》三部儒家经典。典出《汉书·贾捐之传》“重九译”，暗含跨文化传播之艰辛。“鬓雪”：形容鬓发斑白如雪。唐·白居易 《别行简》诗：“漠漠病眼花，星星愁鬓雪。”既写其晚年白发形象，又喻文化守护的沧桑。“孤筠”：孤立生长的竹子。南朝·梁·江淹 《杂体诗‧效谢惠连＜赠别＞》：“灵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胡之骥注：“《礼记》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以竹喻人，既指其"文化遗民"的孤独境遇，又赞其"劲节"风骨，如坚持长辫青衫的文人风范。“绛帐”：《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因以“绛帐”为师门、讲席之敬称。唐·李商隐 《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诗：“绛帐恩如昨，乌衣 事莫寻。”此处代指北大讲坛。“青衫”：唐代八品官服色，既写其布衣学者形象，又暗含“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故国情怀。“斯文犹未丧”：典出《论语·子罕》“天之未丧斯文也”，直陈其文化信念，与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主旨呼应。“嶙峋”：形容山峰、岩石、建筑物等突兀高耸。宋·李纲 《登钟山谒宝公塔》诗：“我登钟山顶，白塔高嶙峋。”后形容气节高尚；气概不凡。 明·无名氏 《四贤记‧解绶》：“狂夫气概郁嶙峋，括目相看转怒嗔。”清·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三：“太史敦尚风义，气节嶙峋。”既状其清癯形貌，更喻思想锋芒如岩壑峻峭，暗指其《春秋大义》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力度。</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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